中国历史上十大商人（中）

Top6 堪比财神——沈万三：为朱元璋造了半个南京城

【人物简介】

沈万三（1330～1376年），本名富，字仲荣，世称万三，出生于平江府（苏州）长洲县东蔡村，祖籍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浙江湖州南浔）。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

元朝中叶，沈万三的父亲沈祐由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沈家漾迁徙至周庄东垞，后又迁至银子浜。沈万三在致富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周庄就是因为有了沈万三，才成为江南著名的古镇的。他曾支持过平江（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曾出资修拓观前街。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不但是周庄受惠于他，南京城的建城，沈万三还有一半的功劳，因为朱元璋的眼红而被逼出资与明朝共同建成了南京城。沈万三助筑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两个儿子的官；在南京还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有了舒适的住宅；但不久，沈万三被朱元璋发配充军，在云南度过了他的余生。

【经商经历及成就】

土地起家。元代至顺年，沈万三的父亲沈佑举家从湖州的南浔迁到了苏州的东垞，即现在的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在这里，全家人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垦殖，终于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地主，庄田广达一千三百多亩。沈佑去世后，儿子们分了家。兄弟迁居之后，排行老三的沈万三留在了周庄的银子浜，他一方面管理着东垞的庄田，另一方面则开始经营镇上的买卖。他通过买卖、盘剥方式，获得了大量土地。这种土地占有方式以及垦土做法，也是当时元王朝所积极提倡并予以鼓励的。沈万三于是通过经营土地的办法，获得“赀巨万万，田产遍天下”的高额回报。沈万三靠土地起家，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出海通番。元朝统治者鼓励和发展商业，实行轻商税的政策，经商的人增多。至于海外贸易，元王朝实行比唐、宋两朝更为宽松的政策，于是，沈万三便将目光投到了做海内外贸易上。孙迩在《云蕉馆纪谈》中说，沈万三“尝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富豪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由此可见，靠土地发家的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每年的粮食产量可想而知。沈万三将剩余的粮食贩卖到北方，还贩卖到其他缺粮地区和海外获取效益。同时，沈万三还在宁、镇、常、太、池、徽等地做生意，获得丰厚的回报，家业更加富足。

沈万三贸易对象是高丽、日本和南洋等地。沈万三从周庄白蚬江经大运河由刘家港出港是很方便的，加上江、浙丝绸、茶叶、陶器、工艺品等特产又深受海外欢迎，因而扬帆远行，收获颇丰。我国著名史学家吴晗曾说过，苏州周庄沈万三一家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所以说，经商致富是沈万三“富甲天下”的主要原因。

观前修街。沈万三在海外赚够了钱，一度居住在苏州，发觉城中心的玄妙观四周，每天香客和游客络绎不绝，杂耍艺伶和小摊小贩四处云集，但由于道路狭窄，行人车马经常阻塞。他想，如果在观前营建街市，将道路拓宽，一定是一件好事，既能方便行人车马，又能把建成的店铺租赁给客商，招徕交易。庙宇旁的乐坊，还可以供四面八方的客人前来娱乐。于是他采用了茅山石铺平观前街，与古城小桥流水的风貌十分吻合，相得益彰。建成后，深得百姓们的赞誉。

资助起义，埋下祸根。发达了的沈万三建立了豪宅，过着富裕安逸的生活。当时，张士诚举兵起义，做上了大周国的皇帝。但是，张士诚成立的大周国实在是太小了，只有苏州一带的一些州县。张士诚建立大周之后，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像沈万三这样的富商大贾。因为张士诚心中明白，如果没有这些江南富豪强绅的大力支持，他这个小小的大周王朝也是难以维持下去的。当时，张士诚领兵起义需要大量的财物，作为首富的沈万三是出了不少力的，他带领江南的富商大量地捐钱捐物，资助张士诚起义，从而使张士诚的军队越来越壮大，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沈万三做了三桩让张士诚很是惬意的事情，第一桩，沈万三率领银子浜的船队，多次为张士诚的官兵发放犒赏，从而解决了巨大的军费开支。第二桩，沈万三利用自己从事过海外贸易的航海经验，以实际行动支持张士诚暗中投靠元朝，每年都帮张士诚偷运十多万石粮食到北方元朝的国都。第三桩，沈万三为巩固自己在张士诚眼中的地位，不惜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张士诚做老婆，使张士诚彻底地和自己拴在了同一条船上，因此张士诚也给了老丈人沈万三很多敛财的特权。从此，沈万三便一跃成为海外贸易、房地产、地租、高利贷、丝绸业等方面的大鳄，金银更是多不胜收。此时拥有了巨额资财的沈万三，又开始做起了放贷收利这一资本经营的新项目，使自己富上加富，迅速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人称“江南财神”。

但是，张士诚据城死守，朱元璋派兵屡攻不下，以致朱元璋对江南地方豪绅给张士诚的支持非常嫉恨。也正是因为如此，埋下了朱元璋对苏州城和沈万三秋后算账的伏笔。

南京筑城。1368年，朱元璋的大军终于灭掉了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人的军队，开始登基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朱元璋称帝后，他极度憎恨这些为张士诚出力的江南富豪，于是便对江南一带格外加重了税赋，每亩税粮定成了七斗五升。又命苏州的一些富民徙居濠州，同时，还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为官田。朱元璋没收了沈万三的大批田地为官田。

但沈万三是个精明的商人，便主动拍朱元璋的马屁，想以此换得太平。不久，他又发现朱元璋建造城墙面临着严重的资金不足。于是，沈万三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上书自请“助筑都城三之一”。为了让朱元璋龙颜大悦，沈万三自然是倾尽了全力。

云南充军。朱元璋想：“当初如果不是你极力支持张士诚，我何苦用得了八个月才攻下苏州城？”于是，朱元璋把沈万三全家发配到了云南。从此，沈万三名下20亿贯家当也就都归了皇帝。沈万三被赶到云南时，他已经是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了。在这富与贫、荣与辱产生巨大反差的一瞬间，他从心理上和身体上都难以接受，江南与云南的生活习性、水土气候的差异实在太大，简直是从天堂跌到了地狱。没过多久，沈万三便支持不住，一命呜呼了。据说，后来他的子孙曾将他的尸骨运回家乡，葬于周庄的银子浜下，总算没有把尸骨落在异处他乡。

【经商之道】

勤劳：每件事都要亲力亲为，力不到不为财。诚信：做生意不是一次性的。智慧：大智大勇，独具慧眼。机遇：运气。

沈万三依靠天时、地利、人和取得成功。

一、天时。沈万三生活的年代是在元末明初时期，他经商的黄金时代应该在元朝。元朝统治者，重征服，轻管理，实行“重农商、轻赋税”的政策。所以说，当时的政策是比较宽松的。至于海外贸易，元朝实行比唐宋两朝更为宽松的政策。在这个特定的时期，沈万三具有敏锐的目光，他慧眼独具，从事起商贸活动来。他的经商范围是国内国外双管齐下，在京杭大运河沿岸开设了许多“沈万三商号”，获取巨额利润。同时，他依靠宽松的海外贸易政策，带领船队往返于东南亚各地，把江南的陶器、江西的瓷器、浙江的茶叶、西北的药材以及周庄的土特产咸菜苋运到海外，同时，买回了大量的珍珠、玛瑙、象牙、红木，赚取了巨额差价，迅速暴富起来。

二、地利。沈万三的商贸成功与周庄具有很强的交通优势密不可分。唐宋以来，苏州、松江、湖州、嘉兴、杭州一带，水上交通更加便利。位于娄江尾闾的刘家港是元、明两代最大的漕粮运转基地，海外诸国也把它作为很好的交易市场。周庄坐落在急水江畔，急水江西连白蚬江，可到苏州，东通吴淞江，直达太仓，所以沈家船队可以在周庄急水江浩浩荡荡直达太仓刘家港。有的沿京杭大运河北上经商，有的向东南出海贸易。优越的交通使得沈万三奔行于内地和国外各大商贸城市之间，于是，他的“聚宝盆”里盛满了来自各地的金银财宝。

三、人和。多年的创业使得沈万三拥有了一定的资本，也拥有了一个“企业集团”。他是穷苦人出身，所以具有吃苦耐劳的良好品德，他深知创业难的道理，自然会将他的经商理念传授给手下人，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企业”精神。加之，他借助于姑苏王张士诚的权势，使自己在国内外的商战之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后世评价】

沈万三家族的崛起和衰落确实令人嘘唏。沈万三凭借经营上的杰出才华，运用诚信的操守、敏锐的洞察力、机智过人的胆略和变化多端的经营策略，白手起家，打造出了一个超一流的‘企业帝国’。但是，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最终财富给沈氏家族带来了灾难。沈万三一生用钱开路，一掷千金，奢侈无度。从他自己的立场来讲，也许是为了讨好皇帝，好让自己平安地掘取更大的财富。这在张士诚时代他是成功的，的确敛聚了更多的钱财，而在朱元璋时代却失败了，败得家破人亡。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沈万三有了钱财就自认为可以藐视一切，错误地认为钱是万能的。

但沈万三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勤劳、聪慧、勇抓机遇、敢于创新的品行却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同时，沈万三的创业精神也在影响着后人，催人奋进，创造佳绩。

Top7 第一富翁——伍秉鉴：19世纪中国的世界首富

【人物简介】

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伍秉鉴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他借出大量的数目给外国商人(每次百万银元)以交换部分的船只出货。他也是公认的慈善家，捐赠第一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一十万两赔款的银元。在那个时期，伍秉鉴名声远播，他的肖像仍然在一些和他有过生意来往的美国人建造的官邸悬挂着。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又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所以伍秉鉴也是人们最关注的焦点。

【经商经历及成就】

广东十三行。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此后的100年中，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只有13家，多时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由于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广东十三行中涌现出了一批豪商巨富，如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伍秉鉴、叶上林等，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在后世看来，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广东十三行这个商人群体迅速崛起，与两淮盐商、晋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

接手怡和行。在广东十三行中，以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其中的怡和行，更因其主人伍秉鉴而扬名天下。1801年，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十三行中的怡和行，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外贸代理生涯。

在产业经营方面，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且其投资活动并不仅限于中国，伍秉鉴是个商业奇才，在他经营怡和行时，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又懂得依靠西方商人的贸易发财致富。他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大量的存款和金银交给伍秉鉴保管。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1813年，怡和行终于被列为总商之魁，登上首席商行的位置，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头人——总商。此后数十年，伍秉鉴一直居于行商的领导地位。

参与美国的证券和铁路建设的投资。伍秉鉴独立购买了美国的证券，并且向美国的铁路建设进行了多次投资。在他多方面投入的同时，也为自己换来了更多的收益，使他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首领。另外，伍秉鉴还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笼络其他行商。从1811年起，伍家就利用其雄厚资金，协助英商公司向濒于破产的大多数行商进行放债，其债款数额就高达二百余万元，使大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都愿意听从伍家的安排。因而，怡和行也逐渐成为了一个令人敬仰和羡慕的大型跨国财团。

投资眼科医院，载入史册。1835年，第一位美国传教医生伯驾来到广州，开始了美国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伯驾要想创办一个相当规模的眼科医局并非易事，所以他找到了当时号称“世界第一富翁”的伍秉鉴。面对伍秉鉴，伯驾把创办眼科医局，并以此作为拯救中国人民的途径向伍秉鉴讲述了一遍。伍秉鉴念他处处急中国人之急，想中国人所想，便答应捐出10万元银元建立医局。他所创办的医局不收取任何医疗费用，医局逐渐成为初具规模的西医院，并正式命名为博济医院，此名沿用至今。虽然伍秉鉴的这次投入没有任何利润，但他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使他在以后的商业活动中更加顺利，并载入了中国的史册。

世界首富。经过伍秉鉴的努力，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袖。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而在这个时期的美国，最富有的人也不过资产700万元。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商人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业巨头。建在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接触英鸦片商被林则徐惩处，承担赔款走向没落。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由于与英国鸦片商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遭到林则徐多次训斥和惩戒，还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

1843年9月，风烛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溘然长逝，终年74岁。他与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一起消失。后来，英国人把他同林则徐的蜡像一同陈列在伦敦名人蜡像馆里，但在中国，他的名字再少有问津。

【经商之道】

要有超前意识，尝试投资新领域。多方投资，做大蛋糕。恩威并用，驾驭身边的人。诚信，信誉是最大的财富。以质取胜，才是经商的高手。

一、“征服”贸易伙伴，广结善缘，建立友谊。当时，行商与外商的交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双方的贸易经营全凭口头约定，从不用书面契约。1805年，外国商号按照约定运到广州一批棉花，货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也因此亏了1万多元。有人因此认为他“天生性格谦恭顺从”，并以习惯思维揣度他面对洋商“胆小如鼠、懦弱无能”，但事实上，伍秉鉴却凭借这样的做法广结善缘，与许多洋商建立起私人的友谊，而且彼此信赖——这种相互信任在无契约基础的贸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尤为关键的。

二、诚实、亲切、细心、慷慨的心态。一位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美国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欠款在身，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掉了借据，让他放心地回国。这份“慷慨”中还让对方感受到了他的“细心、亲切”。

三、工于心机，精明大度。有记载说，他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期票中计算出的利息，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当时的外商极为惊讶——这也是双方相互信任的重要基础。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手，尽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费较高，但仍乐意与他交易。因为他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保证。

四、良好的人格魅力，多方资助，恩威并施，注重驾驭笼络。伍秉鉴在外国人眼中仍然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被看做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当时与广州贸易往来的重要客户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大班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伍秉鉴在拥有足够财力后，很注重驾驭笼络其他行商。1811年，伍秉鉴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他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直到十三行没落，他一直担当行商领袖，即十三行公行的总商。

【后世评价】

以义取利是伍秉鉴的为商之道。商誉就是市场，宁可忍一时利益之痛，也要大力树立自己的商誉，保证长期的持久利润和品牌信誉。伍秉鉴在用中国传统商道运作商行，缺乏制度支撑和规则意识。伍不自觉地涉足了现代意义上的金融行业，却缺乏自省，但不能转变传统商业观念，在制度上有所创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局限，伍也脱离不了时代的束缚。同时代的商人大多在义与利之间挣扎，伍的区别在于因为其拥有巨大的财产而可以收放自如而已。

作为一名政商夹缝中生存，利用特权获得成功的末代商人，伍秉鉴的名字在今天已经鲜为人知。后世学人多不待见伍秉鉴，其中种种评价，贬多褒少。可是回到那个时代，又有几个商人能走出和伍家不一样的道路？那个时代的商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伍秉鉴已经达到了。秉鉴去世后，岭南名士谭莹撰写碑文：“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美国人亨特曾写道：“这位举世闻名的公行最后的头人，与拿破仑、威灵顿都生于1769年”。能与拿破仑、威灵顿相提并论，也确实够有名气的了。

Top8 商业巨族——乔致庸：货通天下、汇通天下

【人物简介】

乔致庸(1818―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山西祁县）人，乔家第三代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清朝末年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是乔家中一位出类拔萃人物，他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了大功。

乔致庸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长大。少年时期因兄长病故，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弃文从商接手生意，开始掌管乔氏家族生意。在他执掌家务时期，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其下属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中国各地商埠、码头。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在国弱民贫的清朝，晋商能够走向全国，实属不易。

19世纪末，由于连年战乱，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大量白银外流。晚年的乔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传统，于同治初年（1862年）开始在家院附近购置地皮，大兴土木，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宅院，即著名的“乔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建筑。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乔致庸待人随和，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乔致庸一生做出诸多善行。光绪三年天遭大旱，乔致庸开粮仓赈济灾民。光绪三十二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他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

【经商经历及成就】

弃文从商。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大约是乾隆年间人。乾隆初年，乔贵发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头一个当铺当店员。十余年后乔贵发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买卖兴隆，继在包头增设复盛全、复盛西商号和复盛菜园。后来又在包头城内共开设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等有19个门面，四、五百职工，是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故包头城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然而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乔致庸利用包头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直到后来到北京和天津。

创办银号。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那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昌升票号，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成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二票号在全国各地有20多个码头（分号）。西至兰州、西安，东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张家口、归化、包头，东北至沈阳等地，均设有乔氏商号。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

光绪三十二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

【经商之道】

治商有方，并主张经商首重信，次重义，第三才是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认为：经商必须戒懒、戒骄、戒贪。

一、做生意先做人。中国有句古训：“商道即人道”。在乔致庸看来，任何生意都是人的生意，做生意首先要做人。因此，他把经商之道排列为“讲义为先，守信次之，而后方为取利”。这种经营思想在具体做法上的表现就是：宽以待人，言而有信，互帮互助，不坑客，不做假，不欺“相与”，不亏伙计。

二、诚信行天下。商场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计谋和策略的运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诚信和品质更为重要。企业的声誉是一种无形资产，良好的声誉可以给企业带来实际的经济收益，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纵观乔致庸的一生，他的所有的成功无一不和两个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诚信”。从商贸到金融，乔家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的根本原因是纵横天下的商业诚信。乔家开办之初就宣称“以勤俭诚信为本”，“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此做为经营理念，当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时，乔致庸宁愿忍受眼前利益的巨大损失，也要无偿退货换货，毁销假货，以挽回商誉。

三、注重品牌管理。乔致庸贩茶的过程中，南到武夷山，北至恰克图，在武夷山的茶砖上印下了大德兴的标记，在恰克图的货物上印下了复字号的标志，这让茶民和牧民们记住了乔致庸的深情厚意，也记住了乔家的产品。乔致庸疏通茶路的过程正是其品牌塑造的过程。大德兴茶票庄最终能够成功，和品牌的塑造也是密不可分的。在品牌的战略愿景上，乔致庸提出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宏愿；在品牌的识别上，乔致庸在茶砖上印上大大的“大”字；在品牌的核心价值上，乔致庸表现了“服务天下”的承诺；在品牌延伸上，乔致庸把丝茶生意品牌转移到了票号生意上，等等，这些举措都是现代品牌管理的先进理念。

四、知人善用。马公甫，本是复盛公字号里的小伙计，雄才大略的乔致庸识出他是个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后，让他当上了复盛公的大掌柜，给包头商界留下谚语：马公甫一步登天；知遇马荀，并让其做上复字号大掌柜；惩办通顺号胡麻油事件，果断的辞退了违反店规招聘伙计任用私人的通顺店掌柜顾天顺；看中卖花生米的孙茂才，高薪聘任为“市场总监”，帮助乔家摆脱危机，并最终稳住了乔家的产业；阎维藩，本是平遥蔚字号福州分庄的经理，给一个下级官吏支垫白银十万两帮其升迁，结果此人升为汉口将军，其胆识为同行所称道。后因与总号有左，辞职还乡，消息传至乔家，乔致庸慧眼识人，派儿子从半路接到乔家，待以上宾之礼，聘任阎维藩为大德恒票号总经理。等等。这些事例无不体现了乔家在用人上的眼光，那就是用人唯贤，用人所长，用人不疑。即便是自己的直系亲属不善于经营的也不用。

五、塑造企业文化。乔致庸的格言“货通天下、汇通天下”可以看成是乔家企业文化中的愿景；而“服务天下、为国为民”正是乔家企业文化当中的使命；“以义治利，诚信不失，人心不偏，公道长存”则是乔家企业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除了这些文化理念外，乔家还制定了严格制度规范来保证企业文化的落地。乔致庸自接手家业之后便立下了严格的家规，例如：学徒四年以上出师，愿在本店当伙计者，一律顶一厘身股，此后按劳绩逐年增加；分号和总号各自独立经营，独自核算，自负盈亏；再如乔家所有员工，包括东家本人必须戒五毒，戒懒、戒骄、戒贪，等等。如此这般，一共颁布了二十条店规。其中的压轴条款更创下了商规中的典范——任何时候不得与任何相与商家争做霸盘。

六、官商结合，对人脉的经营投资。乔氏为其商业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结官府。认为花钱捐官买来的只不过是死后铭碑上的殊荣，并无可骄傲之处，而花钱结识权贵则可作为经商靠山。乔氏交结权官，上至皇室亲贵，至州府县吏，四方笼络，八方疏通。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氏的商业在经济上有交往。庚子事变，慈禧西逃，途经山西时，乔氏大展交结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营设在其所办票号祁县大德通总号，又出借给清廷40万银两，以解清廷西逃财政拮据之急。清廷当然也是“投之以挑，报之以李”，此后对乔氏商业多加关照，又让山西巡抚丁宝铨将“福种琅环”匾赐乔氏，乔氏商业也得以借此大壮声威，扩大了影响。

【后世评价】

乔致庸悟出“货通天下”，必须通过“汇通天下”来实现时，他的“天下观”开始就把自己引向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激烈冲突的悲剧之途。中国近代，虽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逐步成为一个时尚的口号，但更多情况下则是亡时有责，而兴时的天下乃天子的天下，天下苍生只能仰仗天子隆恩。在这种国情之下，不论是“货通天下”也好，还是“汇通天下”也好，与正统的皇权统治思想肯定是有冲突的。什么是悲剧？在文学家的字典里是这么定义的：历史发展的必然与现实的不可能性的冲突。用这个定义来解释19世纪山西票号最终由盛而衰的悲剧，看来是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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