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
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
采访时间 2001年7月
采访地点 北京 彭梅魁家中
采访对象 彭梅魁 彭德怀侄女
采访记者 赵 曦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1935年毛泽东为彭德怀写下的一首诗。在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南征北战，为革命胜利立下赫赫战功，赢得了“彭大将军”的美名。在他的带领下，他的两个弟弟也都投身革命，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个革命家庭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的牺牲。戎马一生的彭德怀没有一个子女，他最亲近的孩子就是两个烈士弟弟的儿女。
回忆我的革命家庭
彭德怀原名彭得华。彭京华是彭德怀二弟，1937年在兄长的影响下奔赴延安，1938年在延安抗大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工作。1940年，彭京华被国民党逮捕并惨遭杀害，女儿彭梅魁成了烈士遗孤。
记者：据我们所知，您的父亲也是一位革命烈士，他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当初，您父亲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不是受到您伯伯彭德怀的影响？
彭梅魁：对。1937年，伯伯彭德怀写信要我父亲去延安，我父亲就找到我伯伯当时的妻子刘坤模，还有我一个堂伯母的儿子彭桂林，他们三个人去了延安。到了延安，他们就进了抗大学习。
记者：您父亲从抗大学习结束后，就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工作。那个时候当地革命力量还很薄弱，当时他是怎样一步步开展工作的，您一定还有印象吧，因为我们听说当时您还是他们的小哨兵？
彭梅魁：1938年我父亲从抗大学习结束后被安排回到老家，在老家成立了一个党支部。父亲当支部书记，又找了一个当地有文化的人当委员，另外还有一个姓颜的教书先生，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工作，后来慢慢发展了一些党员。那个时候他们经常开会，他们一开会就叫我到外面玩，其实我就成了给他们站岗放哨的。要是有人来了，我就在外面大声地唱歌。他们在里面就会知道有人来了，就不开会了。
记者：当时您有多大？
彭梅魁：我是1929年出生的，那时八九岁。
记者：您当时知道他们所做的工作吗？
彭梅魁：开始的时候还不懂他们在干什么，后来年龄大一些就知道了。
记者：当时您的家乡还在反动政权统治下，开展革命工作要冒很大风险，甚至牺牲生命，您父亲就是因为革命被反动派杀害的，当时的情况您还记得吗？
彭梅魁：我父亲他们兄弟4个，我父亲叫彭京华，是伯伯彭德怀的二弟，我叔叔叫彭荣华，他们都被敌人杀害了。那是1940年农历九月初四的晚上，就在我们家里。我叔叔有一个女儿，比我大两岁多，起来到外边上厕所。她看到外面有人，还以为是大哥，后来人越来越多，她就知道不是了，就朝屋里喊，对方就开枪了。
我的叔叔婶婶听到我姐姐喊就都起来了。我叔叔从厨房往外走，刚一迈脚，就倒下了，子弹打在他的胸部，被打了好几枪，肠子都出来了。他一个脚在外边，一个脚还在屋里。我婶婶的手也受伤了。姐姐喊我父亲：“伯伯，你快来啊，我爸爸死了。”我父亲就和我、还有我弟弟去看我叔叔，我叔叔已经死了。
后来我爸爸就跟外面的人争了起来，说你们打死人了，不能就这么算了。他们就说，那你跟我们走吧，他们硬拉着我父亲走。他们那么多人，我父亲能辩得过谁啊，他们就把我父亲带走了。从我家里走出20多里地，他们给父亲戴上手铐，后来我父亲就被关到了湘潭。
记者：您父亲在当地开展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革命工作，群众基础很深厚，听说当时群众也自发组织了多次营救，但因为找不到关押地点而没有行动。直到您父亲被敌人枪杀之后，大家才从乱尸堆里找到他的尸体，运回老家。
彭梅魁：关到湘潭以后，有好多人都去秘密地找我爸爸，我爸爸在当地的确是很有威信的。家乡很多人都去找，但哪儿也找不着。九月十一号晚上有人说，在凤仙山龙骨兔那里给拖了一批被杀害的人去。我远房的一个哥哥，还有好多人就去那里找。其中一个人捡到了一只鞋，那只鞋是我爸爸的。大概是在路上给拖着，掉了一只。正好那里也躺着一个没有穿鞋的，去的大部分人都认识我父亲穿的衣服，于是就把我父亲抬回来了。后来跟我叔叔埋在一起。
父亲被抓走后，梅魁的母亲一度精神崩溃，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幼小的梅魁用稚嫩的双肩撑起家庭的重担。
记者：自古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您父亲的牺牲对您家的打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那时您是不是早早地就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彭梅魁：我父亲被拖走了以后，妈妈整天站在大门口，往北看，谁喊她她都不理，也不跟人说话。家里的事情她也都不管了，后来我爸爸的尸体被找回来了，她就跑到山上，到坟前去哭。再后来我妈妈得了精神病，你喊她，她不知道，你哭她也不知道。我那时挺懂事的，妈妈什么也不管了，那我就得管。家里种菜、浇水、做饭，这些事情都由我来做。
我们家乡人也很好，当时是九月份吧，湖南正是种白菜的时候。我们对门那一家跟我们没有什么亲属关系，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对门两位老人就搬到我们家来住，跟我妈妈和婶婶做伴，还帮我们家把白菜都种好了。大概他们是出于对革命者遗孤的一种同情。
记者：事实上，党组织一直关心你们家的情况，关心着烈士的后代。1945年，王震将军派人到您家捎来有关您伯伯的消息，并把您母亲接走见王震将军。你们对这?事情的印象一定很深刻，当时有没有害怕母亲回不来了？
彭梅魁：当时非常担心。那是1945年的时候，有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来到我们家，说他是王震将军派来的。他跟我母亲和婶婶说要她们到盐阜去，说有了伯伯的消息。那是特殊时期，我妈妈跟婶婶信也不好，不信也不好。后来我妈妈决定，不信也得信，她们两个决定豁出去了。她们两个就跟那个人走了，走的时候跟我说，要是明天不回来，你就带着弟弟到延安去找伯伯。等到第二天，妈妈和婶婶高兴地回来了，告诉我们，她们见到了王震将军，还说要我和起超、爱兰（都是叔叔的孩子）一块儿去。
那时我正生病打着摆子，妈妈从王震将军那里给我拿来了药，吃了以后我就好了。后来我们去见了王震将军，他问我，你能走动吗？你会骑马吗？我说我不会骑，但我能走。他考虑了一会儿，跟我和爱兰说，你们女孩子，还是暂时不去为好，以后再说吧。那次我们俩就没走，彭起超跟着王震将军走了。一个能上学的机会没有了，我的心里特别难受。
记者：伤心之下您就给彭老总写了一封信，后来你们就被接到武汉上学，是吗？
彭梅魁：对，后来我给伯伯写了一封信，说，我叫梅魁，是彭京华的女儿，我多大了，我想上学。后来武汉市市长吴德峰派市委的人把我们接到武汉，我们兄弟姐妹一共5个人就在武汉上了学。
1950年1月1日，一列由湖北发出的火车带着彭家的4个孩子开往北京，伯伯彭德怀把他们接到北京，并把他们送进学校学习。
1950年6月的北京饭店，在彭梅魁的记忆中永远那么美好，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了被家乡的亲人念叨了无数次的伯父彭德怀。
记者：彭老总长年在外南征北战，你们一直住在乡下，后来又到了后方上学生活，您第一次见到彭老总是在什么时候？
彭梅魁：我第一次见伯伯是1950年6月。因为后来我们被接到北京，我们一共有6个人。那天我们到了北京饭店，伯伯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当时我们都不说话，伯伯就问，你们是怎么上来的？那时候坐的是电梯，但我不知道，就说，一摁就上来了，他就告诉我们那是电梯。
记者：彭老总很早就从家里出来干革命，经历了数不清的战斗，毛主席曾为之赋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您第一次见到彭老总时，对这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帅有没有害怕？
彭梅魁：当时的心情也不是害怕，就是很想见伯伯，我们父亲没有了，母亲也得了病，再没有别的亲人了，但是见面后还是很紧张。我们几个孩子，见了伯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大家要哭也哭不出来。后来伯伯就拿着糖、果子让我们吃，一边给我们分吃的，一边拍拍我的脑袋，问：“你叫梅魁吧？”我说是，但是心里想他怎么能认出我来啊。回忆起原来是我给他写过一封信，那里面介绍了我叫什么，还说我想上学。后来他就一个一个地辨认我们。
记者：第一次见面，你们一起待了多长时间？是不是觉得和亲人在一起团聚因难得而觉得时光短暂？
彭梅魁：我们都没有了父亲，见到伯伯，伯伯又对我们这么好，都想在那里多待一会儿，不想回学校，那天晚上我们都没回去。伯伯说你们就住在这儿吧，我们想就这么间屋子，往哪儿住啊。伯伯说，我们搭地铺睡，把被子什么的都铺在地上。伯伯要跟我们一起睡地铺，我说您岁数这么大了，明天还要上班，还是上床去睡吧。我们睡在这儿陪您就行了。伯伯说今天大团圆，一律平等。他还说我现在睡在这儿就不错了，战争年代哪有这样的地方睡啊。我们几个都睡下了，伯伯没睡，挨个儿给我们盖被子。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
记者：不久以后朝鲜战争爆发了，彭老总奉命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你们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再见面？
彭梅魁：是很长时间没再见面，因为伯伯去了朝鲜。再到后来大概又叫过我两三次吧，要我去见他，我想我一个人去不好，就去找了彭爱莲、彭秀兰、彭康跟我去了。去了以后伯伯问我们有什么难处啊，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啊。还嘱咐我们，你们要是没有特别大的困难，就不要去找别人。要是真有困难克服不了的话，就去找帅妈妈，就是中组部帅孟奇。但是我们姐妹从来都没有找过她，我们这些人都是很能吃苦的。
记者：您在北京上完了中学之后又上了北京医士学校，后来参加工作。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因为与彭老总的关系而受到别人的照顾啊？您跟彭老总的这种关系外人知道吗？
彭梅魁：我是被分配的，自己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学校里当然是知道的，但我们在学校从来不说这些事。1956年我被分配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在厂子三年，我没跟任何人说过我是彭德怀的侄女。后来我穿了一双皮鞋，那是我伯母浦安修送给我的，同事们就问我这鞋是谁给的？我就说我捡的。
后来，是在1959年9月吧，我听我们厂子的党委副书记传达庐山会议的文件以后，我才说出了我是彭德怀的侄女。在此之前大家不知道我跟彭德怀有亲戚关系。
割舍不掉的亲情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一下子成了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他从中南海搬进了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在这个小小的院落里，他继续探询着久思而不得其解的有关人民公社、“大跃进”问题的答案。彭德怀亲自开荒种地，执著地用实践检验着自己的观点。
虽然彭梅魁百分之百地相信党，和伯伯在政治上划清了界限。但是在生活上，她一直照顾着孤单的伯伯。
记者：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彭老总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并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在彭老总一下子被打成“罪人”的时候，您却主动向单位说出了您和他的关系。当时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有没有考虑过您这样做的后果？
彭梅魁：我是党员，党支部向党员干部传达庐山会议文件内容，说彭德怀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我听了很难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们说的话我句句都信了，这是党的话啊，我百分之百地相信。回来以后一夜没睡觉，我老伴不是党员，这是党内的秘密，我没跟老伴说。我相信党的话，但是自己有一个疑问：伯伯对我们这么好，伯伯工作了这么多年，平江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我认为我只能从政治上跟他划清界限，我不能现在就不管他了，这样做我就缺了人性。
第二天我就去找我们党委书记，跟书记说我是彭德怀的亲侄女。这是我第一次跟别人说起我和伯伯彭德怀的关系。然后我就问，伯伯没儿没女，对我们这些侄儿侄女关心得非常周到，我今后还能不能去看他？书记很爽快地说，你能去看，他不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当时就放心了。
记者：您后来去看彭老总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好吗？他有没有向您说起他当时的状况？
彭梅魁：9月我到中南海看伯伯。平常伯伯都是坐在办公桌后面，这次他在屋里的沙发上坐着。我一进去就喊伯伯，但声音好像有点噎住了。也许他听见了，也许没听见，他也没喊我，也不和我说什么。我就到那儿自个儿坐下，我一句话都没说，我也没流眼泪。我就用牙齿咬着嘴唇，在那儿待着。
伯伯就说，梅魁，我名誉不好，你也知道了，你以后不要到我这儿来了，以免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进步。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我握着伯伯的手，说我走了，伯伯跟我说，你以后再也不要到我这儿来啦，我很快就要搬家了，要搬到清华大学和颐和园那一带。就这样，我走了，一句话也没跟伯伯说。
这个时候，尽管彭德怀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亲情、温暖和欢乐，但是为了不使孩子们心灵蒙上一丝阴影，彭德怀内心怀着无法诉说的苦楚，选择了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表达他对后代的爱心。
记者：彭老总搬出中南海后，为了不连累你们，他没有把新的住址告诉你们，那您后来是怎么找到彭老总的新住处的？
彭梅魁：那年的10月1号北京为庆祝国庆节举办游行，厂里没通知我去参加。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去中南海看我伯伯。到了中南海，警卫员不让我进，说彭德怀搬走了。我就打听到颐和园、清华大学怎么走。有人告诉我说坐31路车。上了31路车，我看见有一块儿地方有学校，是钢铁学院，就下车了。下车也不知道上哪里去，就问警察，警察说不知道。我就又上了31路车，走到有警察的地方我又下车，再问，一共下来有三四次吧。后来到了清华大学，我就下车走，走到有警察的地方就问，后来走到101中学附近，看到一个警察就问他，知道彭德怀住在哪儿吗？他问我是他什么人，我说我是他的侄女，还把工作证掏出来给他看。他看完了以后，打量了我一下，说，你从这儿往西走，走几步，有一条小马路，往南拐，拐到尽头有一堵墙，再沿着墙向西走，有一个冲北的大门，那就是。
记者：您千辛万苦找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彭老总当时住的吴家花园吧？
彭梅魁：对。我是早上5点走的，找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不过问到住址以后我心里特别高兴，刚刚还觉得渴得不得了，难受得不得了，这时候反而好了。
记者：彭老总之所以没告诉你们他的新住址，就是怕你们去看他，影响了你们的前途，当他突然看到您站在他面前的时候，老人家是不是很激动？毕竟再坚强的人在这种环境中也抵不住亲情的温暖。
彭梅魁：我找到地方进去的时候，伯伯正在院子里。看见了我，就问，梅魁，你怎么又来了？你怎么来的？他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我说，我是边走边问来的。他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叫你不要来了吗？我说，这事我都跟党委汇报了，我是你的侄女，我要来看你。但在政治上也跟你划清界限了。他笑了。他就说，人啦，就要做老实人。他就带我在吴家花园的?内遛了一圈，那天我在他那里吃了饭。
记者：您后来是不是经常去看彭老总？
彭梅魁：那时候我住的地方在朝阳门里大方家胡同，到他那儿去是相当远的，但我至少一个礼拜去一次。周末就带着我老伴还有三个孩子去。到那儿去玩一玩，让伯伯也散散心，这样对他也是有好处的。伯伯也盼着我们去。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弟弟们都上大学了，没有多少人到他那儿去。我去了就跟伯伯说说话，问问他有什么事。再就帮他扫扫院子，干点简单的活。有时候我妈妈从湖南来，带点茶叶、苦竹子，我就给他拿去。伯伯倒也不是为了吃这些东西，就是玩玩，散散心。
记者：您是医生，经常去吴家花园，是不是可以顺便照顾一下彭老总的身体？
彭梅魁：对，确实有这个便利。有一次，我忘了是哪一年了，我看见伯伯一个衬衣的袖子撕破了，我问伯伯你这衬衣怎么破了？伯伯一边笑一边说，我掉到井里了。我问伯伯怎么掉进去的，他说他拿了桶去打水，晕倒掉到里面去了，要不是警卫员把他拉上来，我今天可能就见不着他了。我说，伯伯以后你别干了，你血压低，很容易晕倒，这样很危险。我的话他听不进去，他说劳动是他现在需要的。
记者：我们曾经看到过彭老总秘书的回忆，说当时他在院子里种了一分地。因为当时“大跃进”浮夸风很厉害，他想试一试庄稼的最高收成到底是多少，您了解这件事吗？
彭梅魁：是，伯伯种了一分地，我觉得那块地里的麦子长得相当漂亮，比周围的麦子长得都好。伯伯跟我说，这是一分试验田。还让我猜猜它能产多少斤？我说我猜不出来。他问我，你不是种过地吗？我说，地我种过，但我种的是稻子，这是麦子。他就问我，你说我这能产多少斤吧。我说可能会有七八十斤左右吧。伯伯还说了我一顿：“七八十斤，你怎么不说一万斤哪？”当时我冲伯伯笑也不好，哭也不好，我说伯伯你怎么这么说我，我挺不好受的。我心里想，要是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你可以直接批评我。伯伯说，我委屈你了，这不是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我这一分地是整整80斤，就是这一亩地能产800斤。
手稿的故事
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彭德怀又向大会提交了长达8万字的材料，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就自己的不白之冤逐条进行申诉。这份材料被称做“八万言书”。
这封八万言书，彭梅魁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她知道，这里面饱含着伯伯对屈辱的呐喊和抗争，饱含着一个老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精神，为了伯伯这份沉重的嘱托，彭梅魁费尽了周折。
记者：彭老总曾经把一份手稿交给您保存，这份手稿就是后来被称做“八万言书”的材料，他交给您时，有没有特别的交代？
彭梅魁：1962年的下半年，伯伯交给我一份材料，交给我的时候跟我说，梅魁啊，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这包东西是很重要的，你千万要保存好，不能弄丢；千万不能给弄到外国人手里去了，要弄到外国人手里去了，那我就真的里通外国了。后来我就搁在家里，用布包了几层，放到我的柜子底下，柜子底下放了一些破衣服，这件事我跟我爱人都没讲过。在我家里搁了一段时间，伯伯又跟我说，搁你那儿不太合适，不妥。在我这里放了一个月，后来我就又给伯伯了。
记者：后来这份手稿好像又被您带回了乡下保管，这是谁的主意？
彭梅魁：1964年我想把我的两个女儿送回老家让我妈妈带，就问伯伯这材料我给他带回老家去行不行，在老家埋起来就安全多了。伯伯说那当然好了。我就把那些材料搁在一个书包里背着，带着两个孩子一块儿回家了。回到家我跟妈妈说，这个材料是伯伯的，非常重要，关系着伯伯的一生，还有什么平反这些问题。我妈妈也是共产党员，所以她懂这个，我就全部和她讲了。然后妈妈就找出一个瓷坛，把材料放进去，封了石灰和蜡，埋在做饭的灶下。回北京以后我就把这些都和伯伯讲了，他挺放心的，放在那里不怕潮湿，也不怕虫子咬，万无一失了，伯伯挺高兴。
记者：那这份手稿就一直藏在做饭的灶下，直到最后回到北京吗？
彭梅魁：“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给我妈写过信，妈妈也给我回过信。后来到了1967年，我给我妈写过不知道多少封信，她都没有回信。那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材料，没有消息，我就和老伴请假回了老家。
妈妈说现在太乱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让人家把门封了，或者是占了房子。也怕有人到我们家里来抄家，搬东西。她说那些材料埋得那么浅，怕不行。妈妈就告诉了彭康智，就是我叔叔的孩子，他又帮我保存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就叫我弟弟彭康智回老家去看一看，看看家里情况怎么样，我弟弟到那儿去了之后，说没事，没有什么人再来过，也没有贴过大字报。搁到那儿我也就放心了。
记者：这份手稿您是什么时候又带回北京的呢？
彭梅魁：1969年回老家，我让彭康智把那些材料给我，他从枕头底下把材料拿出来，我就拿回来了。拿一个帆布书包包着，放到我专门做的一个樟木箱的夹层里。
记者：您拿回这份手稿离您交给中央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您是怎么保管的？
彭梅魁：一开始放在那个樟木箱的夹层里，1976年地震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箱子放到书包里，背着上班，晚上睡地震棚也背着它睡觉。干什么都随身带着，就怕丢了，那个时候也不能放家里了。
记者：那后来您是怎么把这个手稿交给黄克诚，又交给胡耀邦的呢？
彭梅魁：那时候我看报纸，倒不是说特别关心国家大事，就是看看那些老同志老领导，谁出来了，谁有病啊，谁怎么的呀。
1978年，我看到黄克诚出来了。因为我伯伯说过黄克诚是个很好的人。我想去看看他，但那不容易啊，我跟黄克诚没见过面，也不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后来我找到一个人，他就带我去见黄克诚了。但那次我没有带着那包材料去。
去了以后，我说我是彭梅魁，彭德怀的侄女。当年伯伯曾嘱咐让我来看看您，还让我去看一个长胡子的肖劲光。他问我还有什么事吗，我说伯伯让我保存了一份手稿，这个手稿可不能弄到外国人手里去。这个该怎么办才好，是我自己保存呢，还是上交。黄克诚说还是上交好，自己保存难。他说，我可以帮你交，你跟我一块儿去交给胡耀邦。但是他现在比较忙，有空的时候叫我一块儿去。我说：“不，黄伯伯，您替我交就行了，我信任黄伯伯。”后来黄克诚就帮我交了。
当亲情遭遇威吓
在吴家花园，彭梅魁看着伯伯蒙受着不白之冤，经历着情感上的打击，内心无比焦虑，她只能尽最大努力照顾这位日渐衰老的亲人。
面对着造反派的棍棒，梅魁没有写一个字的揭发材料。
记者：彭老总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罪人”。由于您跟彭老总的关系，“文化大革命”时期有没有受到牵连？你们厂里的那些造反派是不是也逼您写揭发伯伯的材料？
彭梅魁：受牵连是肯定的。1967年9月的一天，有两个人要我到一附件车间二楼的一间屋子开会。我去了发现那里没什么人，后来来了两个女同志，让我写交代材料，揭发、批判彭德怀。我拒绝了，我说这个我怎么能写，彭德怀的问题是党内的事，军队的事，我做这种工作跟他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可交代的，我一个字也没写。他们造反派的人手里都有一尺多长的棍子，其中一个女的就打我，把我打倒了，我就爬起来。她们还要我写，我坚持说没什么可写的。当时我想，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打死也就算了。我们厂当时已经被打死一个了。
记者：当时他们好像还说您拿手表去收买审讯的人，这件事是怎么回事？
彭梅魁：我上厕所的时候，碰到他们那一派的另一个人也在厕所里。我说你帮我把这手表保存一下吧，我怕他们给打坏了。她可能就把这件事向上面汇报了，说我拿手表收买她。他们说，你再有多少钱，多少东西，我们也是收买不了的。我就跟他们解释，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当时只是怕打坏了手表以后没法看表了。
记者：他们当时打您的时候，您感觉他们下手重吗？
彭梅魁：那棍子打得挺疼的。尤其是我这个肩膀，以前长了一个肉瘤给割掉了，这一块没有肉，打到这一块特疼。打了一阵，后来我又被打倒了一次。我心想，倒了我就多躺一会儿，坐着也挺累的，我就躺那儿。他们说，你起不来呀，不起来就再打你。我也不说话，就自己爬起来。就这样打了半天。我们5点半下班，下了班他们叫我回去了。
记者：听说当时您连后事都安排好了，告诉丈夫不用管您妈妈，不用给彭老总送东西，可是他坚决不同意。
彭梅魁：我当时回家跟我爱人说，我这次要死了，我妈妈你就不用管了，叫我弟弟去管吧。那时是1967年，我们还在给伯伯送东西，我就问我爱人，这东西还送不送？他说，他不是你的伯伯吗？也是我们的老前辈，不送不合适啊，我要送到底。我爱人挺坚决的。
记者：因为您跟彭老总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您受了牵连。对待这种关系，当时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为什么您却一如既往地照顾他，甚至在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您还是一如既往地照顾着他？
彭梅魁：伯伯没儿没女，他要是有儿女，我不会抢着去照顾他。我从来没有跟伯伯要过半点东西，他给钱我都不要。那时候我们俩都挣钱不多，伯伯的工资比我高，要给我些钱，我说我够花。伯伯对我们不错，是他把我接到北京来上学的，要不然我现在可能识不了几个字。现在他有难了，我不能不伸把手，我不能不管他。
批斗会上的探视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被监禁，家属不能探视。梅魁要看望伯伯，只能去他的批斗会现场。看到伯伯被批斗、挨打、游街，梅魁心如刀绞。但是她也亲眼目睹了伯伯作为一个革命家，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他从没有向邪恶势力低过一次头，没有对党有过一丝的动摇，梅魁被深深地震撼了。
记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彭老总被红卫兵关押，不允许家属探望，听说那时您要想见见伯伯，只能到彭老总的批斗会上去看一眼。当时批斗会的情形您还有印象吗？
彭梅魁：1967年7月的一天，我在中山公园的南墙看见一张海报，说什么时候要在什么地方批斗彭德怀。我就戴了个大口罩，骑着自行车去了。那次人很多，操场上都站满了。我挤进去站在中间，我能看见伯伯，伯伯却不可能看见我。
批斗的时候，我看见伯伯弯着腰，手被人向后拉，伯伯已经是60来岁的人了，这种姿势太难受啦。伯伯说他要喝口水，休息一下，人家不给水喝，还向他吐唾沫，打他。张闻天和他在一块儿。大概斗了两个多小时。
批斗完了，就要他们上车。伯伯不肯上车，他说他要喝水。大家向他吐唾沫，使劲地压他，都压得摔倒了。摔倒了又拉起来，让他把手背到后面，拿个板插到背上，翘得老高。当时在那看得我心里是直想哭啊，但哭不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上了车，我就骑着车子追，可是汽车走得快追不上。听说汽车游遍了全北京。
记者：您一开始相信党的话，认为伯伯政治上犯了错误，这时看到伯伯遭受这种折磨，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彭梅魁：他们这么折磨他，作为晚辈我心里非常难受，我觉得我伯伯不应该遭受这种罪。我想国家怎么搞成这个样，就我所知道的，伯伯他干了不少好事啊，他干的都是对人民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没有坏的。
伯伯跟我说过，让我千万不要因为他就对党有动摇，他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会总结经验，总结教训，不断前进的，有挫折也会转过来的。我跟伯伯说，我不会的。
记者：您恨那些当时打您伯伯的红卫兵吗？
彭梅魁：恨有什么用啊，我不怎么恨他们，这些人没有知识，反正是上边让我斗我就斗呗。都是军管会支持的。
在伯伯最后的日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德怀被造反派监禁起来，彭梅魁再也没有办法看望伯伯。几年中，他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着相互之间的牵挂和惦念。直到1973年4月，彭德怀因患直肠癌住进医院，彭梅魁才再次见到了他的伯伯，并陪他一起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记者：1973年彭老总得了直肠癌，医院要给他做手术，可彭老总一直不肯动手术，专案组特意找您去劝他，劝他动了手术？
彭梅魁：1973年专案组来找我，说我伯伯病了。我去了，见伯伯在床上躺着。我喊了一声伯伯，伯伯说，梅魁你来了，就跟我说了这一句话。因为有两个大夫在旁边站着，所以没说别的。
记者：彭老总得了直肠癌，老是便血，可是他坚持要先见毛主席再接受手术，当时您是怎样劝他的？他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吗？
彭梅魁：伯伯得的直肠癌，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伯伯说他便血，血是鲜红色的。我就劝他说，你还是做手术吧。他说：“我这肠子里长了一个东西，我不想做手术，我要先见毛主席，和毛主席讲清了再做手术，要是一上手术台我死了，那我就不能再说话了，我现在要尽最后一点义务，要把我这事跟毛主席再一次谈清了再做手术。”我就劝他说，你现在要见毛主席能见得着吗？你还是要先养好自己的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多活几个年头，将来不是还可以说吗。你现在不做手术，那很快就会有危险，你走了你还怎么说，你不就说不了了吗？
第二天，就是4月25号，专案组又打电话要我去给他做工作。在车上，一个人拿出一张条，说是周总理批的，要他做手术。但是他没给我看一眼那张条。我就跟伯伯说这手术你一定要做，不做不行。26号我又去了一次医院，伯伯就去做手术了。
记者：彭老总做完手术后，身体情况怎么样？
彭梅魁：手术做完后，恢复得挺快，他也挺高兴。后来他说我现在自己要学会护理自己，学会了以后就能自理了。这种情况大概好了一年左右吧。
记者：彭老总做了这次手术后，大约一年后就去世了，去世之前你们又见过面吧，那时他情况怎样？您还记得见面的情景吗？
彭梅魁：伯伯1973年4月26号做的手术，1974年9月左右就昏迷了。昏迷的时候我去过，他有时候认识我，有时候不认识。有一次大夫给他扎针灸，我正好去了。大夫说，你看，那是谁来了，认得吗？大夫是想看他还清醒不清醒。伯伯说，她是我的大侄女，也是我的女儿啊。这是伯伯第一次说女儿这两个字，那是以前没有说过的。
记者：彭老总是1974年11月29日逝世的。他去世的时候有亲人在身边吗？您去医院了吗？
彭梅魁：1974年11月29号，下午4点，我正在上班，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他死了，你来一趟吧。”去了以后，他们在开大会，说是怎么抢救的，怎么就死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没有怎么抢救。我27号去的时候，看到伯伯已经昏迷了。
我当时很难过，但是根本没有哭。伯伯以前跟我说过，哭是软弱的表现，所以我轻易不哭，即使哭也不能在那些斗我们的人面前哭。我走到伯伯面前，看了看他的脸，他很安详，很瘦，我为他整了整衣服，然后向后退了几步，给伯伯鞠了一躬，又鞠了一躬……
回到家里，我终于憋不住了，眼泪不听话地顺着脸不停地流下来。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伯伯了……
历史终于走到了1976年，中国人民迎来了欢欣鼓舞的日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平反昭雪。三天后，彭德怀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30年已经过去了，正如彭德怀所坚信的那样，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早已跨过了那段扭曲的历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早已深入到每一个生活在不断改革开放的中国公民的心里。
年逾70岁的彭梅魁依旧平淡地生活着，她时常翻阅有关伯伯的一些文字，翻阅那段遗憾的历史，每当这时她就能感到伯伯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为民请命、直言不讳的顶天立地的高尚人格。
后记：2005年9月13日，彭梅魁因病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