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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怀才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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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什么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怀才不遇? 有学者说,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怀才不遇。这个说法很难理解,也不难理解,总之有失偏颇但也有其道理。“怀才不遇”是谁的感慨和悲鸣?

为什么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怀才不遇?



有学者说,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怀才不遇。这个说法很难理解,也不难理解,总之有失偏颇但也有其道理。“怀才不遇”是谁的感慨和悲鸣?这个是文人的专利。它描述的本质是:身怀“文才”,而“不遇”政治抱负和政治待遇。李白、杜甫、王勃、苏轼等等大文才,你能说他的才“不遇”?完全不是,他们的文才完全发挥并千古流传,有什么不遇的?人们感慨的是他们的政治抱负和政治待遇没有得到施展,所以就有了“怀才不遇”。

这是古人的误解,因时代的认识局限,他们将文才与政治才能划上了等号,但事实并非如此。按这个说法,后唐皇帝李煜应当是千古明君,尧舜似的人物,他的文采,皇帝中谁能出其右?而事实上呢?古往今来,因文才受赏识被赋予政治权力的文人有很多,但他们大部分人的政治实操可以说惨不忍睹。清醒的政治家,会授予文人较高的政治地位,但决不会授予文人实际政治权力,唐玄宗对李白如此,斯大林对高尔基如此,蒋介石对胡适如此,郭沫若的待遇也一样。文学大家、哲理思想大家,他们是构建人类精神高地的杰出人物,是统帅人类总体历史进程的千古一出的人才,是思索者,是人类的大脑。但大脑是大脑,大脑不是心脏。什么人是人类社会的心脏?政治家就是。

政治的本质是管理社会、以最好最高效的方式平衡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并使整个社会发挥当时的最高效能和活力,找到公平、正义、自由的最大公约数并制定执行相应的管理措施。它的核心是平衡,它的根本作用是要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因为政治的本质,优秀的政治家必然是非常深了解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掌握时代最大需求、最大矛盾,并找到切实有效方式解决方案。因此,政治家需要很强的实操能力和水平。

文学大家、思想家、哲学家等大家,天生地站在道德、文化、思想的高地,优势就是站得高,看得远,指点江山,拥有上帝视角,也因此天生地具有狂热的政治追求;缺点就是毛主席的说的话: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来了光。比喻文学思想家、政治家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文学思想家就是喊“要有光”的上帝,政治家就是规划制造光的方案的上帝,人民群众就是制造并使用光的上帝。所以所谓怀才,一定要对自己有清楚的定位,怀的是什么才,怎样使用才,千万不能唱反了角色,出尽洋相。

得出这样的感叹,是来源于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的一段“幼稚”言论。陈中华的头衔很多,是个国际性的医法两栖专家人才,具有指点江山的资格。他的最新理念引主张,国家赔偿金应由违法的警官、检察官和法官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认为这一理念凸显了司法公正和权益保障,要求司法机关加强内部监管,认真履行职责,并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并认为个人应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责任,国家和机关不能成为背锅者。这一观点在网上得到众多热血群众的点赞,赞扬声一片。

人才啊,人才!如此震耳发馈的理念,提出来还是太晚了些,早点提出来,我们的司法系统早就达到执法如山,公正公平了!社会要和谐多了!人民要幸福多了!也就纳闷,那么多法律专家、学者为什么没有想到?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那么多制定法律的专家,为什么没有想到?这当中是不是存在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是不是法律制定时,制定者们有“官官相护”等不可言表的内涵而特意留下的暗门?是啊,司法者个人做错事了,为什么要国家赔偿?国家冤啊!纳税人冤啊!不公平!凭什么啊!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国家采纳了陈中华的意见,制定了这个法律,情况将会如何。行不行,先看疗效。

警察、法官、检察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是大学生、退伍军人等各普通群体中考出来、调过来的。如果你是一名大学生,一名警校毕业生,苦哈哈地读了多年的书,参加公务员考试,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成了一名警官(或检察官、法官),朋友,刚参加工作,你就别想着马上就能当上官了,你先要到基层实打实的学习并参与执法。这时你的前辈告诫你:这里有个陈中华天条,干错了事是自己要全额赔款的,你工作时掂量掂量!你当时可能就懵了,前辈,我才参加工作,什么经验都没有啊,我要怎么保证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没有错?前辈嘿嘿一笑:你看着办。如是你就盯着前辈看着,看着看着你就发现:保证不做错事的最好方法,就是尽量少做事,甚至不做事。完美!OK!我学会了。

事例1:来了个给小孩子上户口的:同志,这是出生证,这是户口本,给小孩上个户。你会说,慢点,先慢点,来,你先写一份保证书,保证“二毛”是你给小孩起的名字,不是我们派出所登记出错,哦,对了!对了!就这样写,签字,按手印,好的;这里有一份确认书,你来签字确认!好了,签字搞完了。同志,现在能上户口了吗?不行啊,我们还要到医院、居委会调查确认,需要一个过程,工作量很大,你先等两个月再看吧。

事例2:来了个报案的赵六,家里被盗了。现场勘查,出具文书,受害人签字并说明警方完全完成了现场勘查;下一步,调取各点监控,受害人必需陪同并录音录像,并签字确认警方完成了调取监控的工作;下一步,侦查,证人张三说,看监控视频,盗窃嫌疑人可能是王五,好好好!张三是个好同志,张三你慢走,来来来,签订证人不免责合同书:现在张三证明王五是盗窃嫌疑人,警方予以采信,警方拘留王五后,如发生错误拘留导致赔偿,张三为共同赔偿人。张三看了看不免责合同书,坚决地说,什么王五,王五是谁?我不认识!对不起,我是路过的,同志再见!你只好遗憾地对受害人说,不好意思,没有证人啊!

受害人不服,我自己查,好的,我查到李四的礼品回收店收到我家被盗的香烟,警察同志,有信息了,李四的礼品回收店收到了赃物!于是李四也收到了一份证人不免责合同书。李四看了看,之后说,什么礼品回收店?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生意,不好意思,警察同志你找错人了。

赵六不服气,一纸诉状告警方不作为,检察官、法官:警方所有流程均已完成,并有受害人签字确认,有同步录音录像,不存在不作为现象,全程合法合规。

事例3:所长:小王小李,有确切信息,重大在逃嫌疑人正在A宾馆301房间,现在命令你们立即动身抓捕!半天看小王小李一动不动,所长问:怎么不执行命令?小王小李:慢点,所长,这里有一份免责合同书,你要保证我们在抓捕过程中,对方出现跳楼、自杀、自残,或者在抓捕时无意伤害到对方,导致的赔偿,不由我们承担,由你所长负责承担,签订合同后,我们立即实施抓捕!所长:乱弹琴!我是领导,你怎么同我说话!这是命令!小王小李,好吧,你是领导你有理,我们退而求其次,这里是一份共同赔偿合同书,出了事,我们都担当,这行了吧?所长说:慢点,这个情况我向局长汇报一下!

面对众多的小王小李抗命情况,公安局召开D委会研究解决方案,最终提出方案:公安局成立警察执法基金,出现执法赔偿情况,由警察执法基金出资,以个人名义赔偿。基金的来源,一是从全体民警工资中代扣,二是全局制定抓赌抓嫖任务,所得财政返回资金纳入警察执法基金。完美!一个月后,局长A被纪委查处,案由是成立小金库,非法为李中华天条代为赔偿,另外还发现局长A挪用警察执法基金用于个人消费!

局长B接任后,立即向县委、县zhengfu打报告,要求解决执法赔偿资金问题。县委高度重视,召开常委会,会议最后决定,为规避李中华天条,取消警察执法基金设置,另由县zhengfu成立司法队伍执法心理培训辅导基金,责成财政局成立专项账户,成立执法心训科(正科级),办公地点设县zhengfu法制办,成员由纪委、公安局、检察院、法官各派专门工作人员组成,另聘请心理辅导专家若干名,由于县财政困难,资金来源于民间捐款(从全体司法人员、教职工、事业单位等人员工资中自愿扣除)、公检法罚没收入返回。凡属执法赔偿问题,全部由基金办以执法心理辅导名义下发赔偿民警。完美!由于李中华天条,全国各县全部多出了一个正科级机构,并导致心理专家稀缺,工资暴长。领导满意,群众满意,执法人员也满意。

事例4:民警小王办理的张三强奸案第3次被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小王表示愤怒:你们检察院这是干什么!嫌疑人的口供、证人证言、DNA鉴定、受害人陈述、物语、书证等,全部收集齐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证据链完全成立,各种证据相互佐证,你们检察院为什么不批准逮捕?检察院B检察官一脸鄙视:小屁孩你懂什么?才入警的吧,你不知道有李天华天条吗?你错得起吗?我就说DNA鉴定,它就是百分之百准的吗?你看了哪个DNA报告,结论是写了100%匹配?都是写99.9999%好不好?你这个DNA鉴定,为什么只做了北京的一次?上海的、新加坡的、武汉的为什么没有做?告诉了,起码有10个鉴定所的鉴定报告,我们检察院才会接案子!还证据链,你以为证据链有什么了不起?你不知道证据链就是全了,还有个强弱问题好不好?

小王啊,辛普森杀人案你知道不知道?什么证据链,什么DNA,都没有用的,在天才的律师团面前,你就是钉在铁板上的东西,也是虚的!你以为别人几年几十年地钻法律书籍,成为大家大牌,是白来的,是没用的?我是为你好,你多鉴定几次,又不是花你的钱,是花国家的钱,你心疼什么?一旦我们被认定错了,我们赔得起吗?强奸是重罪,赔偿对我们个人是天文数字。年轻人,不要不懂事!再说,就你所说的完全证据链,我即使敢诉,法官敢判吗?法官为了规避自己的风险,完全有可能以证据不足的理由判无罪,到时候就只有我们两个人赔了,你愿意我也不愿意啊!

事例5:老王:儿子,你心事重重,怎么了?小王:爸爸,我们办理的一个抢劫案,听说二审要判无罪了!老王:怎么回事?小王:二审法官说证据不足。其实证据是比较足了,但……。老王:没有关系,以后更认真点,吸取教训!个人是要背处分的,但事情国家会解决,国家赔偿嘛!小王:不是的,有李天华天条,全部由办案人员赔偿!要100多万啊!老王:什么!那不行,要想办法!对了,你把办案的检察官,法官,警官全部召集起来,开会研究应付办法!坚决不能让二审法官判无罪!对了,要他们将全部的人际资源陈列出来,无论如何要给二审法官压力,敢判无罪,他要我们的命,我们就要他的命!

老王:儿子,怎么样?小王:二审法官判了,10年。老王:我就说嘛,关系到这么多警官、检察官和法官的身家性命,他敢判无罪!现在有什么问题没有?小王:当事人在上诉,听说纪委准备在介入。但没事,因为二审法官已经判了,他现在是和我们一个阵线上的人了,听说他有有关系在纪委内,找人说了,纪委最后表示判决没有问题,已经向高法、高检、政法委通报了,已经定性了,再也翻不了了。

以上是以李天华天条实行后的推理,是完全可能成为现实的。有人说,不管是张居正的改革也好,还是王安石也好,凡是带有理想主义的改革条款,都是加重人民的负担。改革是什么?就是改良性的革命。关键是要改良现行条款,改而不良,不如不改。判断是否是改良,就是在于实行后,是否能真正提高公正公平和效率。现行国家赔偿法,对犯错了的执法行为和个人,有明确的处罚措施,并且符合各利益群体的平衡。现行的国家赔偿法运行有问题吗?是不是执法落实后,执法犯法的越来越多?是不是冤假错案越来越多,到了李天华要出来天条的时候了?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赔偿法出台后,我们的执法相对过去是越来越规范,冤假错案越来越少,执法环境,执法文明提高很大了。

李天华要语出惊人干什么?显示你才高八斗?显示你与从不同和高明?说的好听点,是政治幼稚,说得不好听点,就是哗众取宠。治国如烹小鲜,讲的就是耐心细致,讲的就是要入味,如毛主席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什么事情就是一刀切,看起来提气,其实本质上是懒政惰政。一个警察出了枪上的问题,就要求将全部警察的刀枪入库,这是典型的懒政惰政,如此简单解决问题,还要政治思想培训干什么?还要纪律、队伍管理干什么?由此带来的更多问题谁负责?最终受害的还是群众。

司法队伍是D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动不动就要将它和人民群众从舆论中对立起来,是典型的坏!正因为司法队伍是执法上的强权,所以D和zhengfu没有给他们舆论的权力,是舆论上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而李天华之流抓住这点,挑事拨非,引起不明真相的群众叫好,其实呢,恰恰是危害群众的根本利益。

所以李天华之流研究学术是可以的,但用来治国是不行的。脱离实际太久,离开基层太久,他根本没有认真研究过我国的执法流程和实际,没有深入地体验执法现实,只是高高地站在台上眼望众生空想,寻找所谓的灵感,一拍脑袋,成了!视治国如儿戏。

他也不想想,比如一家公司,现在要求工作的员工出错了产品,就要全部赔偿,公司不管,这合理吗?你愿意到这样的公司上班吗?在这样的公司上班,你还想奢想五险一金吗?你对这们的公司有感情吗?有归属感吗?如果这样的规定成立,公司还愿意培训员工吗?出了事情个人承担,我公司为什么要出钱培训你?你自己不出钱培训?不培训就可能出错,出错了就自己承担,既然这样,一切责任就是员工的,我公司为什么要管培训?反过来,你公司既然这样没有人情味,没有道德品行,我员工为什么要替你卖命?我硬抗没有能力,软抗总行吧?我出工不了力行吧?公司在危难时,我不害你,我只是看戏,够仁义了吧?

这就是李天华想要的结果,让执法队伍和D和zhengfu和人民不再一心?这就不是政治幼稚的问题了,就不说了。

再说另外一个问题,执法对错,不仅是个法律问题,有时候,还是一个时代问题,一个认识认识再认识一直到形成普遍认识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法律问题,有时候一个专家和另一个专家的解读完全相反,经常形成争论。这是法律专家,一辈子从事法律研究的专业人士,他们之间都经常对一个法律问题不同的观点,谁能保证普通的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对一个现象一个行为有不同的认识和观点?没有执法的人不知道,执法的人明白,有时候一个案件,到底是经济纠纷还是经济犯罪,很难很难区分,常常是一群专家开会讨论,定性。就是定了性,还是会有专家不服气,发出不同的声音。

有时候时代变了,原先定义为犯罪或重罪的,被确定不再是犯罪或轻罪,原先被定义为不是犯罪的,被确定为是犯罪行为,这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你要原执法者去赔偿,合适吗?比如,飞车抢夺定义为抢夺罪,是轻罪,但因为这种犯罪在特定时段特定的省份非常猖狂,为了打击,被定义为抢劫罪执法,你要执法者去承担?等等,具体执法时,有很多很多具体现象,有时代的原因,有认识的原因,有执法犯法的原因,有执法环境的原因,有行政权力干涉的原因。

其实李天华不懂现在真正的执法困境是什么,不明白真正执法的弊端是什么。与他想的完全相反,现在真正需要人民担心的,不是所谓的执法犯法,执法不公等现象,这类现象有,但在可控范围之内,只要现在的执法监督机制,就完全可以做到压制。现在一股暗流是李天华之流高高在上的人士不知道的,就是“执法不作为”和“执法极端保守主义”。

对极少数想冒险的想执法犯法的人来说,执法是他们的乐土,但对大部分将执法当成一个事业,一份工作的人来说,执法就是一个上班的事。执法有风险,这不要紧,我们在做事时认真谨慎,规避一下就行,但如果风险太大,责任太多,就会极力减少执法次数,尽量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换取质量和平稳。比如看守所会死人,死了人要被处分甚至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好,除了增加对嫌疑人的体验以保证外,我们看守所尽量少收人,多附带条件,能拒之门外的就拒之门外。

这会导致什么?导致一些特殊的人犯罪无所畏惧,今日抓明日继续犯罪,反正关不了。这样现象多了,就倒逼zhengfu另外成立收治中心,又专门成立一个部门收治,也就是在看守所之外,再成立一个不叫看守所的看守所,完美规避风险,这些场所会不会死人,要我说,死人是正常,不死人是不正常的,因为这些犯罪嫌疑人,都是离死不远的人。但另外成立不是看守所的看守所,好处就是多成立了一个部门,多了职位,多解决了一些公务性岗位,另外就是这里死人了,不纳入看守所死人的统计范围。那么,当初一刀切,看守所死了人就要追究民警法律责任的高明人士,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结果?我看这个结果只有两点,增加zhengfu开支,增加执法成本,其他的一切都没有变。

“执法不作为”和“执法极端保守主义”才是真正现在执法问题的主流,我们真正需要想办法的,是提高执法队伍的执法积极性和执法效率。这些问题,是高高在上的李天华之流能看到地吗?他们看到的问题,还是多年前的问题,也是基本被压制了的问题,而不是真正的现在的主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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