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全面认识三孩政策？
如何全面认识三孩政策？
一、更深层的国家决策机制问题
2021年5月31日，中国开始实行全面三胎政策。如何认识这个政策？很显然，从本质上说它是随着中国人口和资源形势的变化，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的“放宽”而不是“取消”。全面三孩相比前面的全面二孩是更宽松，但还是限制在三孩及以内，表明还是要限制人口的增长，以获得与资源的平衡。
关于计划生育的道理本来是非常简单的，但是，被很多社会上所谓的“人口学家”一堆哗众取宠的观点给搅混了水，使得本来很简单的道理变复杂化了。这次全面放开三孩后，这些所谓的“人口学家”有些鼓吹是他们呼吁的结果。这就如同晚上去呼吁第二天一定要天明，太阳一定要出来，当太阳出来后就说太阳是他们呼吁出来的一样荒谬。因为早在1980著名的《公开信》中，就指出了经过40年计划生育之后就会采取不同的政策。没有任何人认为计划生育是一项永久性的政策。我从很早就开始提出，未来当中国人口总量与资源量之间的关系缓解了，也不可轻易完全放开计划生育，而是应采取全面三孩、全面四孩的政策。就在5月12日七普数据公开之后，我发在公众号上的文章“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背后的危机”一文中再次提到“全面三胎”的政策建议：
以下是纯科学公众号2018年9月16日文章“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不能完全放开生育？”中讨论的“全面三孩”政策建议。
我最早在2015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中国人口学会年会专著类三等奖的《生态社会人口论》一书中的第十章第一节“人口红利与老龄化”，就提到过人口政策走向全面三孩的可能性问题：“当总量问题进一步缓解之后，采用完全放开二孩，甚至完全放开三孩的回旋空间也就具备了，届时采取这些政策改变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可以说政策走向与我长期分析的完全一致，但我绝不会说这是因为我的分析使国家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因为这种认为“自己的舆论呼吁影响了国家决策的想法”本身，就是非常错误并且是很危险的。一个国家的政策出台会涉及太多的因素，必须非常冷静和理性，错误的政策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作为一个公民，能尽到的责任就是把自己的科学分析和测量数据传递给决策者、学术界，并向公众做出必要的科学解释就足够了。通过舆论和宣传左右社会公众的情绪，进一步去给决策者施压，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运作方式。能够掌控舆论并以此作为对国家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力的只能是财阀，更进一步最终的影响源是国际财阀。所以，西方之所以建立这样的机制，就是因为要使得国家的政策和决策最终实际上受国际财阀的控制。我们中国的决策过程是需要基于以科学为基础的机制。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不断地增强决策过程的科学性，而不是通过类似人口政策这样具有高度社会敏感性的突破口来改变中国的科学决策机制。西方肯定会寻找一切机会来改变中国的决策机制，尤其在涉及人类最敏感情绪的人口问题上更是如此。对此我们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对于那些自称为“人口学家”的人在鼓吹自己的呼吁成功影响了国家的决策，人们可以仔细看一看，看看他们是如何通过大众传媒、很不专业的大V等去做工作的。
二、计划生育的科学原理依据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主要是建议和鼓励性质的，建议生两个最好。到了1980年左右，根据对中国人口形势的发展实际做出的评估，如果不采取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很难实现人口总量与资源的平衡。这就是1980年9月25日《公开信》出台，执行最严格的一胎制的大背景。这个“一胎制”也不是绝对的，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也有很多逐步的微调，大致来说从各地自行出台的双独两孩，到2014年的单独两孩，2016年的全面两孩，再到今天的全面三孩。今天实际发展的结果尽管与1980年的预计不会绝对一致，但总体上可以说证实了当年的判断。那些所谓的“人口学家”们总是喜欢拿过去的人口数据不准来说事儿。但这次七普的数据基本上没有人质疑其准确性，根据这次七普的数据，中国人口总量为14.1178亿（不含港澳台），从2010年到2020年增长了7200万。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生育？其科学的道理很简单，就是要平衡人口总量与资源量，尤其粮食产量之间的矛盾。即使我们采取了如此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到现在每年粮食进口量依然达到了1.4亿吨以上，并且还在急剧增加。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70%。北方及西部等地区水资源不足问题依然很严重。总之，中国人口总量与资源之间的不平衡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采取什么样的人口政策并不是绝对的，我一再提到，不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就绝对地好，所以我们就支持它，而是它要基于一定的科学道理。计划生育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不是“两利相较择其重”。以下是我一再提到的人口政策是取决于人口总量与资源量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不同，需要采用的人口政策就不同。
直到现在绝大多数讨论这个政策变化的人都不去谈中国资源量与人口总量相对变化情况。如果不谈这个最关键的东西，讨论人口政策就没有了基本的依据。
三、当前全面三孩政策选择的大背景
如前面所说的，人口政策的变化取决于人口总量与资源量之间的相对关系。那么，当前中国的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使得中国做出这样的政策选择呢？很多人可能自然地认为七普数据出来后导致了这次政策的变化。这个有道理，但并不完全。因为前面我们说了，一定要从人口总量与资源量两个角度来看问题，而不能只看一个。七普数据表明中国人口总量在未来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增长，曾经的担心的确得到很大缓解。但是，在资源量上的变化可能人们并没有关注到，或者关注到了也没有深入去想它与中国人口政策之间的深刻关系。
1. 粮食
粮食是人口总量与资源量之间矛盾最重要的方面。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会对中国粮食总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中国气候的变化，有利于长期保持粮食产量的增加。西北地区沙漠化持续减弱，很多沙漠（如毛乌素沙漠等）快速变成绿洲。一些过去干涸了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湖泊现在开始重现碧波。如干涸了六十多年的哈拉诺尔湖于2016年重现湖泊，并于2017年湖面的面积达到24平方公里。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这些既有中国长期治沙治水的功劳，也有宏观气候变化的原因。因此，中国的大西北正在变成大粮仓。
二是海水稻的意外突破。这种水稻由陈日胜长期研究，2017年后袁隆平院士直接支持，亲自向总理提议建立青岛海水稻研究中心。海水稻单产和口感都快速获得巨大进展，这个突破对整个中国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性的价值，因为它可以把数亿亩过去难以种植的盐碱地变成高产粮田。
三是后面要谈的中国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全面启动，会进一步加快将中国大西北变成大粮仓的进程。
四是其他农业技术的突破有助于持续增加粮食产量。
2. 超级水利工程
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工程建成后，效果逐步显现。北方缺水问题得到有效缓解。2020年底成立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公司。东线和中线工程会有进一步的建设，另外西线工程事实上也已经开始建设。与东线、中线工程不同的是，西线工程在技术上更为复杂，并且各个线段情况差异巨大，投资高昂，数以万亿计算。因此，它很可能并不是以单一的工程统一开工建设，而是分成大量的子工程进行建设。在西线工程上并不单纯是调水工程，而且有大量的水电站开发。目前很多水电站都在开发之中，例如金沙江上的水电站，著名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的超级水电站等。
3. 新能源
2020年光伏和风能的单位建设成本已经与煤电持平，可以预料此后会迅速低于煤电，尤其是光伏发电。特高压技术的成熟与大规模建设，会为能源互联网建设打下基础。中国第四代核电技术已经完全成熟，大规模商用。第五代核电技术也已经开始试商用建设，如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发的钍基熔盐堆在甘肃建设首个试商用堆。
纯电动车BEV重新开始大规模增长，各厂家新推出的BEV续航里程普遍提升到500公里以上，全面替代燃油车的前景更加明朗。
可能有些网友会联想到，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主导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在2021年5月首次成功实现了可重复使用的1.2亿摄氏度运转101秒，以及1.6亿摄氏度下运转20秒的等离子体运行。这个的确是非常可喜的科技突破，但这个目前对人口政策不可能产生实际影响，因为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时候能商用，甚至最后是不是真的能商用，现在还是没人能回答。一个实际的政策出台，是不太可能基于目前在科学上还不确定性的因素的。
正因为以上人口总量与资源量相向而行的共同良性变化，矛盾缓解，才使中国做出了全面三孩的决策。
但是，我们需要仔细冷静明白的是：虽然有以上有利因素的变化，中国人口总量与资源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不可能完全缓解的。对此，我们需要长期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这个底线问题上是不允许犯错误的，尤其要长期警惕西方借中国人口政策，通过大众媒体舆论、网络大V来干扰中国决策机制科学性的图谋。
作者简介：
汪涛，“人类第三次科学革命”倡导者，“纯科学”和“科学经济学”理论体系创始人。
上海析易船舶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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