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宝哲回眸历史（三十七）胜过十万雄兵的一代潜伏功臣刘宗宽

2025-12-04 09:56 点击：来源：皮坤网

摘要：冯宝哲回眸历史（三十七）胜过十万雄兵的一代潜伏功臣刘宗宽刘宗宽刘宗宽（1905—1992），字志弘，陕西省蒲城县东乡刘家庄人。他热爱学习，天资聪颖，因品学兼优在学校即被推

冯宝哲回眸历史（三十七）胜过十万雄兵的一代潜伏功臣刘宗宽

刘宗宽

刘宗宽（1905—1992），字志弘，陕西省蒲城县东乡刘家庄人。他热爱学习，天资聪颖，因品学兼优在学校即被推为代表，领导爱国学生运动。青年时期就愤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目睹国是日非、民不聊生的状况，立志为正义事业贡献一生。以后在军事上有缘深造，他是上世纪少有的“身穿‘黄马褂’（毕业于黄埔军校），头带‘绿帽子’（毕业于陆军大学）”的人物。在潜伏战线上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虎城手书赠给刘宗宽的照片

1924年刘宗宽从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大荔师范）毕业后，抱定一颗爱国心参加杨虎城部队。由于写得一手好字，又有文化，很快就被杨将军看中，让刘担任自己的文员。主要工作是替杨代写一些作战军令和传达文件等事务。1925年1月杨将军看他上进心强，便推荐他上黄埔军校，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第三期学习，同期学员还有曾泽生、王耀武、戴安澜等。在此期间，刘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有了较明确的理解，对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十分敬佩。1926年毕业后回西北军杨虎城部工作。此时正值刘镇华率十万镇嵩军入陕，他被任命为中校副官长，随杨进驻西安，坚守孤城长达八个月之久，由于精明能干，深得杨的信任。后任上校参谋长、团长、少将副旅长等职。

孙蔚如

1934年，刘宗宽由杨虎城保送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学员均为将官)深造。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因他是杨虎城的部下，被作为人质扣押，事变和平解决后获释。1937年9月毕业，由蒋介石亲自主持颁发毕业证。刘宗宽因毕业考试成绩第一，被大家称作“武状元”，推举为毕业生代表，上台接受蒋介石颁发文凭。三天后刘便接到蒋介石的委任状，被任命为军委会少将高参，派驻汤恩伯部为联络官。刘宗宽拒绝了蒋的任命，仍回西北军旧部。当时，杨虎城将军因“西安事变”已被迫出国。经38军军长兼陕西省主席孙蔚如安排，刘宗宽先后任第38军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陕西省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副旅长等职。1939年冬，刘宗宽被兼任中央军校七分校主任的胡宗南调任七分校十五总队少将总队长。

胡宗南

1940年5月，刘宗宽出任陆军暂编第十五师师长。该师是原属邓宝珊管辖的甘肃地方队伍，被胡宗南改编成师，并安插了一些亲信为团、营长。刘任师长后，这些亲信依势不听指挥，刘便撤了三个人的职务，致使胡大为不悦。驻合阳负责黄河防务时，捕获了山西万荣大汉奸蔡来祥，接受山西人民的意愿，经审讯证实后予以处决，山西群众为此赠送“除暴安良”的牌匾表达心意。刘还发现有些军官在搞走私贩毒，为整肃军纪，便将为首的团长扣押。胡认为这是有意让自己难堪，便罗织罪名，反而倒打一耙，诬陷刘宗宽“贪污走私”，将刘囚于翠华山。因查无事实，难以定罪，胡又编造什么刘是“杨虎城的外甥”（实际上刘与杨并无亲戚关系），向蒋介石密告，将刘宗宽押解重庆关押。此案报到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部，经过核查，实属莫须有。由于不敢得罪胡宗南，只好草草判处6年徒刑结案。结案签呈送到蒋介石那里，因刘宗宽是西北军杨虎城的部下而且还是“杨的外甥”，蒋为诛除异己不由分说大笔一挥，当即批示“枪决”。多亏刘的老师，时任第四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主任韩兆鹗和陆大时的同学韩练成多方奔走，最后找到冯玉祥将军，在冯面见蒋介石力保说情下，才得以死里逃生，改判为13年徒刑。在狱中刘宗宽接触到了一些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严酷的现实也促使他认真思考国共两党孰优孰劣，谁真爱国、真抗战，并下定了一旦出狱将远离国民党，寻找新生活的决心。

韩炼成

韩兆鹏

1943年12月，在度过了一年的铁窗生活后，刘宗宽在知名人士郭寄峤、鹿钟麟鼎力担保下，出狱就医。经由韩兆鹗、郭则沉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当时的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前身)，投身抗日民主运动的浪潮中。1945年3月，经陆军大学将官班主任章培出面，以“调服劳役”的名义安排到陆军大学任兵学教官和将官乙班副主任。后经陆大报请免除余刑，才得以恢复自由身份。

郭则沉

1945年初，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宴请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章伯钧、韩兆鹗、郭则沉等，刘宗宽也应邀参加。当章伯钧向周恩来介绍刘宗宽是杨虎城的老部下时，周紧紧握着刘的手说“老朋友了，老朋友了，请坐！”亲切而平易近人的周恩来立刻感动了刘宗宽，使刘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宴会交谈中，周恩来精辟的谈话和他那崇高而亲切的形象，给刘宗宽留下了至深的印象。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期间，刘宗宽又在章伯钧的安排下，会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军人党员杨子恒、李如苍等宴请了叶剑英将军。在此之前刘宗宽和中共王炳南等也有过多次接触和往来，在这些交往中，刘宗宽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着想的党；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去创建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

吴玉章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在重庆成立了重庆行营(西南长官公署的前身)，由张群任主任。张委托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物色一位主管军事的参谋处长。徐培根和章培商量后，推荐原陆大“尖子生”刘宗宽前去。当时，刘宗宽已不愿再为蒋介石效力，正暗中策划去延安。他既不愿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又不愿因立赴延安使担保人受牵连。刘宗宽找到郭则沉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请他为自己拿主意。郭则沉一听，立刻意识到这事非同小可，他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迅速向中共方面作了汇报。几天后，郭找到刘宗宽，要他利用这个机会接受任命潜入国民党高层。他对刘宗宽说:“还是去好。你不去，总有人要去，蒋介石仍然要打内战，他们还是要请人做计划下命令的。你去了，可以借这个机会到行营内部做预伏工作，利用职务为革命做些事情，比你到解放区去的作用和意义要大得多……这是中共驻渝负责人吴玉章的意见。”刘宗宽遂决定放弃个人的一切打算，接受这项秘密使命。

张群

1946年6月，刘宗宽出任重庆行营少将参谋处长，开始了他的“潜伏”生涯。从此，他走上了与中共通力合作，为创建一个美好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光辉道路。他按上级组织嘱咐，注意检点言行及一切人际交往，以取得对方的信任。他曾多次掩护爱国民主人士，使之化险为夷。并且多次向中共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秘密情报。最初刘宗宽是与郭则沉单线联系，由郭向党汇报。1947年3月蒋介石电令重庆行辕立即关闭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刘宗宽得知这一情报后马上告知郭则沉，郭当晚即转告吴玉章。第二天一清早国民党特务就把办事处团团包围起来强迫送走全部人员，封闭了八路军办事处。由于情报及时，中共方面提前做好了一切应付准备，重要的机密文件连夜转移，避免了损失和意外的发生。1947年7月的一天，刘宗宽偶尔听到徐远举谈到要抓郭则沉，立即通知了郭，郭仓猝离渝，前往上海转去香港。郭则沉临走时，一再对刘宗宽说要坚守岗位，一旦时机到来，就会派人同刘联系。没过几天，徐远举大喊“找不见郭则沉了！”刘宗宽则为战友的安全脱险而暗自庆幸。

郭则沉离开重庆后，刘宗宽与党组织的联系中断。1948年夏，因郭走后一直没有消息，刘宗宽心情沉重，很想离开重庆到解放区去。他找到农工党老同志庄明远，向他吐露自己的打算。庄对刘宗宽说:你是中共预先埋伏下的一颗棋子，要等最后发挥作用，此事事关大局，不可轻举妄动，必须耐心坚守。于是刘宗宽再次打消了去解放区的念头。

情报员房显志的潜伏日记

1949年1月刘宗宽升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当时战局已发生根本变化，解放西南为时不远了，刘宗宽急切地盼望中共方面派人同自己联系。他再次找到庄明远，请他去上海找郭则沉，希望中共方面尽快派人来和自己接头。不久庄托人带来好消息，说很快就会有人来跟刘宗宽联系，还告诉了接头暗号，联系办法等。是年5月的一天，刘宗宽下班回家，发现多年未见的同乡好友房显志坐在客厅里。一对接头暗号，果然是中共方面派来同自己接头的情报员，同来的还有交通员黄克孝。刘宗宽像遇到了久别的亲人，仿佛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多日来与组织失联的郁闷一扫而光。

房显志与刘宗宽接上头后，刘宗宽随即提供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部队情况，包括战斗序列、人员配备、军队素质、训练程度，以及指挥官的特征和军队部署等详细情报，并提出了我军进军西南的具体建议。所有这些情报都是由负责交通的黄克孝同志送出。同时，刘宗宽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报准国防部重新调整部署加强防御的机会，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军事大权亲自制定方案，有意在川东南角湘鄂黔三角地带留出了一条八十华里的大口子，为解放军入川暗开一条通道。表面上看刘宗宽是在为国民党积极出谋划策，实际上是诱使其在情况判断和军事部署上发生错误。其中最经典的就是在1949年8月使蒋介石作出“错误判断”的那次“御前会议”上，由刘宗宽亲自策划和拟定的、并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矛盾故意安排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出面所作的“情况判断”。根据这个“情况判断”，蒋介石以为解放军会从川北进攻，先占成都，再下重庆，故决定将防御的重点由川东转移到川西北，除配备主力胡宗南部的14个军外，又把另一主力罗广文兵团的3个军也调了上去。这样北面虽得到加强，东南面却露出空档，从而为解放军进军西南敞开了大门。

林园御前会议

当时的情况是：1949年8月25日蒋介石由广州飞抵重庆，在西南长官公署歌乐山林园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研究四川形势及对策。会议由张群主持，先由徐远举作“敌情报告”，然后由沈策作“情况判断”。其时刘宗宽是副参谋长代行参谋长，本来“情况判断”张群指定由刘宗宽来报告，这个报告也是刘事先准备好的，为了诱蒋上圈套，刘断言解放军必学三国时的邓艾，由陕入川，建议把防御重点由川东移向川北。为避免蒋介石猜疑及宋希濂等人的反对，刘宗宽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觉得这个报告还是由沈策代作为好，于是事前，刘宗宽把沈策请来将“情况判断”向他做了详细说明，并请他开会时出面作报告。由于这是一个在蒋介石和胡宗南面前表现自己的好机会，有获得蒋介石赏识的好处，沈欣然接受。同时，这个判断是把胡宗南摆在主要防御方向上，由沈策出面报告，不但容易取得胡宗南的同意，蒋介石也容易赞同。这是刘宗宽有意而为的。果然不出所料，沈策报告后，胡宗南就大力呼应，也得到了蒋的首肯，大家一致同意，没有提出任何不同看法，就匆匆结束了“御前会议”。

蒋介石

这份极其重要的绝密情报就是在这次“御前会议”后刘宗宽亲手交给房显志，由交通员黄克孝传递给四川省情报站站长李奋，再由李奋传递到中央军委，然后下传到各大野战军首长手中的。

此次会议后，刘宗宽搞了一个川东防御部署，表面上看像铜墙铁壁，层层设防，无隙可钻，实际上他已暗施手脚，有意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留了个空档。翻开刘宗宽的布防图，名义上在此设有“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实际上是个空架子，所谓“绥靖指挥部”的司令即该地区专员，所辖部队纯系地方保安团队，无国民党正规军，而这一地区看似归“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宋希濂管辖，但刘在正式文件上故意不加以明确，使宋希濂想管又管不着。而二野大军正是按刘宗宽的设计，从这个空档打进四川。与此同时。刘宗宽把罗广文的15兵团调到川北，未等罗部喘气，他又趁刘邓大军已从秀山、彭水入川，将罗广文部从川北星夜调回川东，使其疲于奔命，丧失了战斗力，继宋希濂之后，在白马山一带遭到解放军痛击。

刘宗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但是在大西南，还盘踞着近百万国民党的部队，随时准备着反攻。蒋介石以为抗战时期日军几乎踏遍了整个中国大地，但对大西南却始终没有得手。这说明四川向来都是易守难攻之地，退则坐拥天府之国，进则出川徐图天下，只要把大西南守住，就不愁将来没有反攻的机会。于是蒋介石10月12日宣布迁都重庆，妄图以大西南作为最后的根据地，作垂死挣扎。这是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张底牌，能否铲除这近百万军队，对新中国的意义无疑非常重大，不亚于一场淮海战役的份量。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如意算盘却毁在刘宗宽手里。11月中旬，蒋介石匆匆赶来重庆亲自坐镇，这时，才猛然发现一个天大的问题: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原来根本无兵防守，见情况不妙，赶紧调整防御部署。为了阻止解放军乘隙而入，他急令驻扎在重庆附近的徐正纲师，火速开往酉阳、秀山，沿川湘边界布防。然而为时已晚，徐正纲师由副师长陈国璋率领，尚未到达防地，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主力已入川境，该师在酉阳附近的行军途中被包围，全军覆没，副师长陈国璋被俘。蒋介石不甘心于他的失败，下定决心要确保重庆，撑持危局，亲自给第四补给区下令紧急抽调800辆汽车，将在川北地区设防的胡宗南部的王牌部队第一军星夜车运重庆，决定在重庆与解放军来一次大决战，以求扭转战局。

这是一个极为机密的紧急命令，除蒋介石、胡宗南外，在西南长官公署内部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高层人物知道。刘宗宽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得知这一情报的。在接到蒋介石命令的那天下午，刘宗宽与第四补给区司令邱渊偶然相遇，见邱渊急慌慌的样子，刘宗宽随口问了一句:“邱渊兄，看你这急匆匆的，好象火烧眉毛了？”“唉！”邱渊满腹牢骚地说，“总裁真是疯了！让我在10小时内紧急调集800辆汽车，你说让我一下子在哪儿去找？就是孔明借箭，也还有三天的期限嘛！何况我还没有孔明那本事！”刘宗宽认为必定有紧急军情，但若无其事地问:“调那么多车干什么？是不是准备撤离重庆？”邱渊低声说:“总裁要把胡宗南的第一军紧急车运重庆。”

刘宗宽立即将这一绝密情报告知房显志，并建议解放军前线部队迅速向重庆挺进，以粉碎蒋介石拟在重庆进行决战的企图。房显志也感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又非常紧急的情报。不巧的是，地下交通员黄克孝刚刚派去解放区传送情报还未回来，而二野派出来渝建立电台的邹逢春还在赶往重庆的路上。刘宗宽急得坐立不安。房显志猛然间想到和他曾在一起工作过的王昆山眼前正在重庆，王是二野敌工部派来重庆警备司令部作地下工作的交通员。按照党的地下工作纪律要求，房显志和王昆山不属一条垂直领导线，尽管两人相识，也不能发生横向联系。房显志仔细斟酌了目下状况，觉得这次情况特殊，只好破例违反纪律了。便马上找到王昆山，王也觉得这个军事情报太重要了，应当立即违例送出。

为了保证王昆山安全通过道道关卡，刘宗宽设法从总务处处长刘瑀璜手里搞来一张空白护照，填上假姓名和军职，让王昆山化装成一个上尉军官，穿着国民党军服，佩戴西南长官公署的符号，拿着西南长官公署的护照出了重庆城。王顺利越过封锁线，到达解放军前沿阵地，被解放军前线战士当俘虏抓了起来。经过再三解释，将其押送到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二军军部。军长兼政委王近山听了情况后，立即令电台与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联系，将这一重要军事情报报告了刘伯承司令员。刘司令员接到情报后，立即下令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主力部队飞速向重庆挺进。11月28日，胡宗南部精锐部队第一军刚运到重庆外围一部分，就被第三兵团主力部队和暂归第二野战军指挥的第四十七军击溃。

刘宗宽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保护重庆做了许多工作。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调交警总局长，大特务头子马志超来重庆主持破坏重庆及部署游击工作。马志超到重庆后，住在紧挨刘宗宽公馆的陕西省政府驻渝办事处，因而常来刘宗宽家。在房显志建议下，刘宗宽以介绍军事情况为名，对马志超进行精神震慑，使马志超提前逃走，减小了国民党对重庆的破坏。

蒋介石保卫重庆的幻想破灭了，28日，逃亡到重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屁股还未坐热，急忙率领各院残存官员向成都撤退。在重庆设立“新行都”叫嚷要把四川作“复兴基地”的蒋介石，29日在歌乐山林园指挥部度过最后一个不眠之夜，在蒋经国的催促下，摸黑爬上汽车狼狈逃到白市驿机场，次日凌晨飞逃成都。行前，蒋介石与张群仍不知道刘的真实身份，将率领西南长官公署官兵往成都撤退的重任交给刘宗宽。刘命令总务处长率部先走，自己则到重庆大学杨清教授家隐蔽。11月30日重庆解放。

由于刘宗宽最后一份情报送出后，刘伯承命令部队日夜赶进，原先到重庆建立秘密电台的邹逢春结果与进军重庆的解放军先头部队同时进入重庆。邹逢春进城后，按照原来约定的联络地点，很快便和房显志取得了联系。12月2日晚，房显志和邹逢春一起，乘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的吉普车，到沙坪坝把刘宗宽接回市区，将刘宗宽一家安排在两路口特园居住。据邹逢春讲，原来的进军计划希望能在春节前到达重庆，结果11月30重庆就解放了，比原来的进军计划提前了整整两个月。

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进驻重庆之后，情报处副处长魏锦国立即前来看望刘宗宽，随后，情报处处长柴成文又专门拜会。几天之后，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专门宴请刘宗宽。随即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等首长又接见了刘宗宽，称赞他为解放大西南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12月，刘宗宽被聘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司令部高级参议。蒋介石溃退台湾后，起初还宣布刘宗宽为党国而捐躯，在台湾荣军纪念堂內供奉着刘宗宽夫妇的灵位，后来得知刘是共产党的内线后对刘则恨之入骨，1950年曾派出一个特务小组潜回大陆暗杀刘宗宽，被我公安机关破获而未能得逞。这一年的6月，刘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任川东行署委员，9月被选为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其间他对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肃匪反霸、整编国民党起义部队等，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他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为参政议政出力，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成立典礼上致辞

1950年底，刘伯承请缨创立南京军事学院，特邀刘宗宽参与任教，刘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先后任军事学术研究室、战役战术教授会、合同战术教授会副主任。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的会议上，向各位高级将领介绍刘宗宽时说:“刘宗宽同志对解放战争是有重大贡献的，特别是解放西南所起的作用胜过十万雄兵，堪称第一功！”在校期间，他勤奋工作,对建立健全学院制度，改进教学方法等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被学院采纳实施；他编写教材细致，教学态度严谨。受到了刘伯承院长的亲函嘉勉。

1956年冬，军事学院掀起了一场旨在批评刘伯承与肖克等人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刘宗宽被迫改行转业地方工作，任四川省顾问、政协重庆市委常委、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62年至63年任政协四川省委员。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文革”期间受到严重冲击，其妻崔东亚被迫害致死。1979年5月得到彻底平反。自1980年后刘历任第六、七、八届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副主任、顾问，农工民主党中央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咨监委员会常委，黄埔军校同学会成都副会长和四川省同学会顾问等。他在担任上述领导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参与大政方针的协商和民主监督，与中共真诚合作，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认真履行职责，认真调查研究和撰写提案，对大政方针和民主监督和民主法制建设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受到全国政协的表彰。

刘宗宽

1988年因年事巳高，刘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仍然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他关心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拥护党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与台湾和海外的亲朋故旧加强联系，希望他们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携起手来，共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贡献。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关系为两岸和平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他还著有《战时国家总动员》一书。

刘宗宽手迹

刘宗宽文革后期写给妻弟的一封信

刘宗宽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四十年代在国民党监狱中服刑时，在他心中就埋下了一粒信念的种子，那就是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随后的岁月中，经历了狂风暴雨的磨练后，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这粒种子顽强的生根发芽，终于绽放出鲜艳的花朵。1984年7月1日，刘宗宽郑重地向党组织提交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他在申请中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3周年的时候，我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我追随党干革命已有40多年，曾经不顾生命危险为了党的事业接受过任务。解放35年来，虽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遭受过这样那样的折磨，特别是十年浩劫中，遭受严重的冲击，以至家破人亡，然而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没有失去，相反更加坚定了。在我国今天令人兴奋鼓舞的大好形势下，正是我步入80岁月的时期，人生几何？为了争取在这有限的余年里，更多更好地作出贡献，并为我儿女、子孙后代带好路，使他们踏着我的足迹，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我诚恳地请求党接受我，了却我生平心愿，使我能得到正确的人生归宿”。在此后的8年中，刘宗宽先后8次提出入党申请，并主动向所在单位党组织汇报思想。

刘宗宽夫人与子女合影

刘宗宽育有6个子女，除一个在民国时期因病夭折外，其他5个都在不同领域为人民服务。刘为5个子女取名，在最后一个字上别具匠心，表达了将军热忱的爱国之心——新、中、国、非、凡。晚年的刘宗宽身体一直很好，一次跌伤后，身体便每况愈下。住院期间，刘又再次写了入党申请书，他说:“我是87岁的人了，入党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得到什么好处，只图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了却我终身的夙愿，为子女树立好的榜样，引导一个好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接受了他的申请，正在为之办理入党手续期间，刘老因突发脑血栓病情恶化。1992年7月29日，一代“潜伏”功臣刘宗宽将军在重庆逝世。1993年2月12日，经中共四川省委批准，刘宗宽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终于实现了他半个世纪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