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钩沉：一出历史悲剧——宁洋县“八仙会”暴动始末

引子

＊本文摘自《漳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2年9月)，作者吕沁，原标题《一出历史悲剧——宁洋县“八仙会”暴动始末》

正文

一九四三年春，宁洋县（一九五六年撤销县治。原县城即现双洋公社驻地）曾发生“八仙会”暴动事件，国民党政府称为“三·一七事变”就在省政府的鼻尖下;（宁洋县城距当时省府所在地的永安县，仅一百二十华里）一夜之间，县一级政权机构 悉被摧毁，一批官吏被杀戮。确实使统治当局震惊，也轰动了全省。

这次暴动打的是迷信会社“八仙会”的旗号，实质上是广大农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极端不满，长期积压在胸腔中怒火的一次总爆发。

那年春，我在城雇小学任教。暴动发生后，“八仙会”占踞县城，其矛头专指外籍公务员和抓丁派款的乡镇长。本地公教人员，只要讲本地话，穿便装，便不受侵扰，可以自由走动。因此，我有机会目击当时一些场景，了解到有关这次暴动的前因后果。

官迫民反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军事上节节败退，我省继厦门沦陷后，省会内迁永安，福州也被日寇侵占了。与临时省会永安毗邻的宁洋县，当时是个仅有二万多人口的小县。原来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民风淳厚。省会迁永安后，过往军政人员骤增，物资紧缺，物价飞涨，挑侠差役，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早已疲困不堪，怨声载道。加上那一套反动的征兵政策，犹如火上加油一触即发；适龄壮丁服兵役，开头是公开抽籤，按籤号顺序征集。后来发展到可以行贿雇替。家庭穷困，没钱向官府行贿的，就强绑硬抓。被抓的壮丁，关在名为“新兵招待所”，实际与牢狱无异的暗房里。个个蓬首垢面，形销骨立。既没有人身自由，又吃不饱。（伙食费被管理人员贪污去）。新兵待遇酷似囚徒。而当接兵部队接走新兵时，怕壮丁中途逃跑，用铅线、棕绳绑住每个新兵臂膊，行走时串成一列，还得挨打挨骂。如此这般的折磨虐待，难怪农民视征兵如行刑。为了逃避“抓壮丁”，不少中谶的，已到服役年龄的青年农民，有的到远地亲戚家楼身；有的躲进深山老林，搭寮隐避；有的投奔有权势的士绅门下当长工，寻求庇护；这叫“走壮丁”。“走壮丁”青年，均身背柴刀、利斧，三、五人结伙同行，以防乡、镇警丁抓捕。四O年间，双洋适龄壮丁罗仙贵、赖长玉，赖阿宜等，风闻大田县桃源一带有“八仙会”活动，加入“八仙会”者，念了咒语，吃了灵符，则全身刀枪不入。此说正迎合“走壮丁”青年需要自卫的心理。于是罗仙贵等三人，就偷偷跑到桃源去入会学法了。学成，还引回一个“法师”，名叫陈德胜。（安溪人）从此，在县城附近乡村设坛发展。前后近三年时间，象燎原野火，四处蔓延：香寮、田头、西溪、岭兜、小吴地、大坑、员当、百种畲、陵坑、南丰、山头、洋坑等村，都有农民参加。“八仙会”在暴动前，已拥有“会众”五百多人了。当时这些活动是公开的秘密，本地群众都知道，只有国民党政府蒙在鼓里。因为当时这政权早已失掉民心。

攻城戮吏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夜（即农历二月十二日晚）“八仙会”公推县农会长罗占开为领首，发动三百余人举事攻城。拂晓前，满山遍野回荡着震天动地的海螺声，竹筒贴地的筒号声，紧伴着一阵枪声。附城居民从睡梦中被惊醒。天亮后，枪声转寂,胆大好奇的农民，多开门出去探听究竟，待得知系本地农民组成的“八仙会”已攻下县城，莫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三三两两，舒眉展笑，象赴迎神赛会那般到城内各处，参观现场。

“八仙会”徒，身穿黄布背心。背心前面书有“爱民如子”“替天行道”两行墨字。中间画个“八卦”背后写着“两虎排牙”四字，画着符图。个个头缠红布，手持梭标、大刀，间有鸟铳、步枪。武器上均插支燃着的神香，口里嘟嘟地呤着咒语，小跑着行进。平素老实巴 几的农民，是时，都变得神采焕发，眉展心舒了。那些“八仙会”徒，更是昂首挺胸，神气十足，使人感到肃穆可畏了。

当时宁洋县城有两股武装：县警察局有四十多名警察；县自卫队有六十多名队兵。“八仙会”人虽多，均是临时凑合起来的农民，没有军事常识。所用武器居多是梭标、大刀、鸟枪，连单响步枪都很少。之所以能一举攻下城池，主要原因：一、士气高，每个“八仙会”徒都虔信吃了“灵符”，除着“咒语”，可以刀枪不入，因而敢于冲杀；二、县自卫队中，不少士兵也是本地怕抓壮丁青年，想方设法补到自卫队去的；他们对国民党抓兵政策均很反感，对“八仙会”的行动，持同情支持立场，不少人在举事前已暗地与“八仙会”有过联系。所以，当夜“八仙会”摸进城后，首先袭击自卫队。交火后，“八仙会”阵亡二人，负伤一人。自卫队被击毙二人，其余悉数被缴械。自卫队长武之超（外省人）连同刚来探望他的弟弟和弟媳，也均被刺死。“八仙会”在天亮前便控制了县城。警察局官兵被围困在城东南隅的小土堡内。十八日上午，罗占开邀县党部书记长郑洪凯（永定人）前往警察局劝降。终于警察局武装全部缴械，由郑洪凯，罗占开保护他们人身安全，送出县境。（后来郑洪凯因此举被国民党免去书记长职务）除此外，“八仙会”徒，到处抓捕贪官污吏。看来并没有预定的惩办对象，开头竭力搜捕民愤极大的县司法院杨审判官，以后乱了套,凡是外籍公务员，不论职务大小，都抓到北门曹家祖祠集中。午后，将杨审判官等外籍公务员绑推到北门外的小河滩上，用梭标一一戮死。当刺戮到第十一人时，在小桥上一个土名叫“乌龙”的农民，发觉河滩上有个遭戮后尚在挣扎未死，乃用步枪加报一枪，巧遇枪膛炸裂，爆伤了手。“八仙会”认为是拂了神意，就此停止了杀戮。因此已被捕待毙的建设科长庄超然等得佳免于死。

眼前的胜利，使长期受压的农民，得以逞一时快意，舒胸中怒火，罗占开自书安民布告，提的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爱民如子”的口号。布告署的是“天运元年”年号。颇有图改朝换代气势。一面派人打扫东门关帝庙，准备设坛，广泛发动城区居民参加。罗占开尚扬言，即将进攻省府所在地永安。实际上，其时，从永安、漳平、龙岩三县的“清剿”部队，已经开动了。一场血腥的大镇压已迫在眉睫。可罗占开他们还踌躇满志，毫无警备。

暴动农民会推举罗 占开领首，并选定三月十七日夜举事,其中是有原因的：罗占开是城内东门人，已五十出头，务农。他年青时读了点古书，旧小说，能断文识字。在当时绝大多数农民均系文盲的情况下，算是超群拔类的了。所以国民党政府早看上他，给挂个县农会长头衔。每逢开大会，主席台上他也占有一席，故在农民中有一定声望，加上他相信星相地舆，还会占卜“文王卦”；特别是当其弟罗仙贵与赖长玉等去大田桃源参加“八仙会”学法，学成回来途经新桥，曾被新桥民军头子陈民康抓去，是由罗占开出面具保领回的。由此，他与“八仙会”更有了深一层关系。如上诸因素，使罗占开很自然地被公推为“八仙会”首领了。至于会择定三月十七日夜举事攻城，是由于:

一、县长马克礼（山东人）赴省开会未回，县城群龙无首；二、罗占开胞弟罗仙贵征兵期已到，如不动手，有被抓危险；三、具体日期，很可能是经罗占开卜占过“文王卦”选定的“黄道吉日”。

血染双洋

三月十九日，永安方向，马克礼亲自率领一支部队星夜赶回宁洋。漳平县警察局长张介义接省令也带部队赶来配合。紧接着汀漳师管区司令曾丹宸偕同保三团团附章汤铭也率带“清剿”部队赶到了。于是一场大屠杀的帷幕揭开了。

三月十八日夜，当“八仙会”探知马克礼带兵星夜赶回宁洋时，深夜悄悄地撤离。十九日马克礼与张介义率部进驻县城。

廿日上午“八仙会”又出现在北门山山顶上，吹螺鸣枪，数十人沿山脊冲到半山腰，因没能突破北门城楼上张介义部以轻机枪组成的强烈密集的火力网，终于从西北方向撤走。当曾丹宸，章汤铭所率的大队人马到达后，便开展以西路为重点的“清剿”。国民党部队所到之处，除用武力追击“八仙会”众外，还大力抓捕参加“八仙会”农民的家属。面对拥有优势装备，数倍于己的强大敌人，“八仙会”在被追击和遭遇战中，计被打死六十多人。原来虔诚信奉的“灵符”、“咒语”，“刀枪不入”等等神圣信念，一下被鲜血淹没了；参加“八仙会”的农民，一旦失却精神支柱，倾刻就土崩瓦解，听凭摆布了。于是出现了“八仙会”中原来的骨干份子，反而被利用去诱骗同伙下山投降，或给部队带路搜捕。终于“法师”陈德胜等十人被骗回后，惨遭凌迟砍首。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陈德胜被绑到体育场（即现双洋小学操场，当时叫“中山公园”）置于两张八仙桌叠起来的桌面上，责令他吃符唸[niàn]咒。其时观者如堵。待附城居民大体来齐后，刽子手手持钢刀，一刀挥去，只见跪在桌上的法师陈德胜，大腿血如泉涌，继即被拖下，当场剖腹，截肢；在马克礼主持的为死难公务员的追悼大会上，罗仙贵等三人被砍下头，挖出心肝献祭。上面提到的戮杀公务员时，在桥上报枪的“乌龙”，四肢被钉在南门桥的监门上。先被刮去一只耳朵，呻吟两昼夜，其凄厉之声，令人心颤，第三天才给剖腹掏心，骨肉狼籍，血腥四溢，使人毛骨悚然。平日行人不断的南门桥，几乎没有人敢于过往了。南门桥，下桥，西桥，均覆盖有瓦亭，是沟通城内外，东、西洋必经的木桥。那几天每座桥上，均悬有示众的人头。刽子手还用铁线穿上人头，手拉铁线，走遍大街小巷，人头拖地，沿路血迹斑斑，似此旷古暴行，真令人触目惊心！当时群众多闭门堵户，妇女小孩更不敢轻易外出，整个宁洋城笼罩在阴森恐怖的气氛中。

在武力镇压残酷屠杀之后，国民党政府还办个“自新训练班”。通过本地绅士俞水潮，林国勋等出面游说诱劝。众多参加过“八仙会”的农民，均被骗去办埋“自新”手续，参加训练。为了保命，还得给绅士们奉送厚礼。可是当学习班结束时，其中有十八个农民，却于深夜被偷偷绑到北门吴家大祠堂里。利用大厅两根大柱，用棕绳将十八个农民活活绞死，然后将屍首扔于大门口外一口古井里。至此，一场轰动一时的暴动事件，只以一幅血肉模糊的凄惨图象，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了。

凡参与这次暴动的积极分子，无一佳存，只有罗占开本人，“清剿”开始后，只身逃往安溪，杳无音信。事过后，其家属仍没敢去找。后来听说他隐名改姓，在安溪山区一个农民家做工，以后病死了。

血的教训

四十年代，宁洋县的“八仙会”暴动事件，是一出历史悲剧。

其悲剧性质，在于众多勤劳、淳朴的农民，企求推翻反动统治，改变自己被奴役地位的愿望是正义的。然而，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给他们铸上了迷信、落后的精神枷锁，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尚愚昧无知到借助神符作为自身解放的位托。以致落得血染双洋，沉屍古井的悲惨下场；其悲剧性质还在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早已成为全国政治的主导力量，正领导全国各阶层人民，投入抗日救国的革命运动中。而这些为改变自己境遇，不惜拆命流血，敢于挺身与统治阶级对抗的农民，由于生活在国民党严密统治，箝[qián]制的铁屋子里，以致听不到真理的声音，得不到正确的引导教育，只能自发地、盲目地，走历史上起义农民以失败告终的老路。而今回顾这一历史事件，令人不禁扼腕兴叹！

但是，这出历史悲剧，仍有其历史的，现实的意义：它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败残酷这一历史真实。也使广大农民从这次血的教训中得到启迪和教益;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迷信组织，仗“灵符”“咒语”；带着涣散、狭隘、保守，……等等个体农民自身固有的弱点，企图推翻压在头上的大山，是完全不现实的。这点今天来看，就更加浅显明白了。

稿于1982年5月

资料来源：

《漳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