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教父》：香港及东南亚教父是当地政治体制无效率的产物
《亚洲教父》：香港及东南亚教父是当地政治体制无效率的产物
客观地说，本书中文版名字《亚洲教父》起的并不好。提起亚洲，大部分中国人想到的是中国、日本，或者再加上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而本书所谓的亚洲，指的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这东盟五国，再加上中国香港地区。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是亚洲代表，多少有些牵强。再者，说起教父，大家会联想到描绘意大利黑手党的同名电影，以教父为首的黑手党家族，专门从事一些违法乱纪的勾当，是政府打压的对象。但是本书中的教父却是东南亚政府在商业界的好伙伴，双方互惠互利，在东南亚开创出属于自己的天地。因此诸如《东南亚政客与他们在商界的华人好朋友》这样的书名，才更符合本书的核心内容。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本书作者乔·史塔威尔一起下南洋，来到东南亚，看看有哪些不为我们所知的故事。
接下来，我将从亚洲教父面面观，以及教父经济学对于东南亚经济的影响这两部分出发，带领大家一起了解与亚洲教父相关的种种过往。
下面开始第一部分的内容，亚洲教父面面观。
说起亚洲教父，很多名字我们耳熟能详，譬如邵逸夫、李兆基、霍英东和李嘉诚。撇开香港不说，为什么东南亚其他地区有那么多华人教父呢？原因其实不难理解，一来中国的人口基数庞大，即使是少部分中国人解放前离开中国大陆，去东南亚讨生活，但其总量已经非常庞大了。二来，出于怕外来的中国人把当地中国化的担忧，在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华人被禁止在政府和许多行业里工作，也不允许拥有自己的耕地从事农业劳动，因此华人只能做生意，这才出现了众多的华人亚洲教父。
亚洲教父是靠什么发家致富的呢？通过研究分析，我们发现亚洲教父最擅长的事情，是和当地政府官员搞好关系，把自己变成政客的工具。政客则可以通过亚洲教父将权利转化为金钱，实现荣华富贵。
具体来说，亚洲教父从东南亚政府官员手中取得各种特许经营权，在东南亚国内形成垄断经营，他们最喜欢的行业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博彩业以及物业管理，这些行业的特点是竞争少，容易形成卡特尔，也就是几家公司表面上是竞争关系，事实上形成联手垄断，从而源源不断地牟取暴利。
出口业是中国这几年发展得最好的关键行业之一，但亚洲教父很少从事出口业，因为这种行业要面对国际竞争，利润也不高，赚的是辛苦钱。和亚洲教父所喜欢的国内垄断性行业比起来，出口业就是鸡肋。
通过经营特许经营权相关产业富起来的亚洲教父，大多有三个共同特点。
首先，亚洲教父都喜欢宣称自己的草根出身。出身豪门，通过关系获得特许经营权，然后富可敌国的故事显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相比之下，寒门子弟，通过不懈奋斗，成为人上人的故事则人人爱听。
作者乔·史塔威尔指出，虽然亚洲教父都号称草根出身，但事实上大部分人的出身非富即贵，邵逸夫是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祖上是在顺德开银行的。少部分真正出身贫寒之辈，也是靠着娶个有钱老婆爬上了上层社会的阶梯。比如李嘉诚、吴光正和苏海文。因此亚洲教父出身寒门的故事大多不足为信。
亚洲教父第二个共同点是喜欢红颜知己。亚洲教父往往妻妾成群，之所以如此，一来是亚洲教父的原配基本都默许他们这么做，就算不乐意，真闹开了，吃亏的往往还是女方。二来，亚洲教父只有生意伙伴，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社交场合除了生意还是生意，因此内心寂寞的亚洲教父往往只能从年轻女性那里获得慰藉。
第三个共同点是亚洲教父都热衷于追求各种名号。亚洲教父大多学历不高，功成名就之后，对于各类“博士”“皇室封爵”之类的名号都很热衷，作者认为这些行为的背后，皆因亚洲教父的身份危机。
第二部分，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教父经济学对于东南亚经济的影响。
说起亚洲地区的一流企业，我们会想到日本的索尼、松下、丰田，想到韩国的三星和LG，想到中国的腾讯控股和阿里巴巴。但是，我们很难想到东南亚地区有什么世界一流的企业，之所以如此，其实是教父经济学的直接后果。
作者乔·史塔威尔指出，教父控制的上市公司的业绩普遍很差，他们对于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基本没有贡献。促进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是中小企业所从事的小规模出口行业，以及东南亚普通人民的辛勤工作和储蓄习惯。
从新加坡银行，到香港超市，再到印尼面条制造商，东南亚的公司普遍缺乏国际竞争力。同时东南亚国家非常依赖外国的技术和项目管理团队，因为亚洲教父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处理和政府要员的关系上了，技术和团队管理无暇顾及，索性都外包了出去。日本学者把东南亚的这种模式称之为没有技术的工业化。东南亚有着一切现代经济的外部标志：高科技的工厂、高楼大厦、现代交通系统以及公用设施，但是却没有一个本土的大型企业能生产世界级一流产品、提供世界级一流服务。这样，东南亚自然也就没有世界一流的品牌。
当然，东南亚的教父经济也绝非东南亚特产，美国和日本也都经历过这种阶段。但是两国都通过自下而上的变革，由大众推动大型企业前进，从而造就了国际领先的制造企业，最终成为世界强国。
先说美国，泰迪·罗斯福总统通过了反托拉斯法、联邦储备法以及证券法。联邦储备法规定中央银行不受商业活动者控制，证券法则要求上市公司向公众公开法人信息。
再说日本，19世纪末，日本开始走现代工业化道路的时候，日本人民进行了开放的讨论，从而决定效仿德国的大部分政体，超越了长期困扰亚洲地区毫无意义的文化例外论。日本的实践表明，虽然和欧洲的文化不同，但亚洲人民依然可以学习欧洲的制度，顺利实现工业化。日本政府在挑选公司时，会支持有技术创造力的公司，而不是关系好的公司。
由此可见，以日本为代表的东北亚模式是亚洲富强的希望所在，东南亚国家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教父经济学，只能日复一日的继续充当世界经济的配角。
读到这里，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下面我来为大家总结一下。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从方方面面对亚洲教父进行了大体的认识。我们看到，香港及东南亚教父多以华人为主，他们通过和当地政治精英的密切关系，获取了大量特许经营权，从中牟取了暴利。功成名就之后的亚洲教父一般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宣称其草根出身，二是热爱红颜知己，三是对于名号过度的热衷。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分析了教父经济学对于东南亚经济的影响。我们看到东南亚国家之所以没有世界一流企业，完全是教父经济学的直接后果。相比之下，以日本为代表的东北亚模式才是亚洲富强的希望所在。
以上就是《亚洲教父》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了，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解读，了解到被誉为亚洲教父的华人富商，是东南亚政治体制的产物，他们通过各种政府特批的特许经营权，牟取暴利。虽然亚洲教父的所作所为的确很难拿得上台面，但是我们也不应该一味指责他们，我们要认识到这样的现实：即使他们不扮演这种角色，也会有其他人来扮演。正如本书作者所言，影响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并非亚洲教父，而是东南亚政治体制本身。很多东南亚国家之前是西方殖民地，当地人民把西方列强视为恶龙，把赶走列强的民族英雄视为屠龙少年，可不知不觉中，曾经的屠龙少年最终却成了恶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