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中首提的“全要素生产率”，到底是个啥？
十九大报告中首提的“全要素生产率”，到底是个啥？
文 | 付一夫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这在官方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尚属首次。
那么，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我们不妨先从生产率说起。
所谓生产率，度量的是单位投入所能得到的产出水平，即产出对于投入之比。对生产率的早期研究多集中于单要素生产率，即投入一单位某一类生产要素所能得到的产出水平，如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等；而劳动生产率又是最常用的单要素生产率，用来衡量每单位劳动投入所能获得的产出。早在1949年国际劳工局出版的《劳动生产率统计方法》中，就已经较为系统地对劳动生产率的测算与应用进行了论述。而后，国内外学基于劳动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分别对不同的经济体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
单要素生产率具有计算简便的特点，但由于在测算过程中并没有将全部的生产要素纳入考虑范围内，因此只能反映出局部的、孤立的生产效率，与实际情况相比难免会产生偏差；为更好地度量生产效率，经济学家们试图构造一个新的指标来测度所有能够观测到的要素投入组合的产出效率，“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这一概念也应运而生。Tinbergen（1942）首次提出了较为全面的能够反映生产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并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引入了时间趋势项，用其来刻画生产效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并分别比较了1870-1914年间德、法、美、英四个国家的投入、产出与生产率的变动趋势。Davis（1954）则进一步明确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并指出其测算过程应该针对全部的要素投入而非某一种要素，包括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到的劳动、资本、原材料、能源等所有生产要素。
新古典增长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Robert Solow（1957）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工作做出了开创性的重大贡献。他提出了一个希克斯中性和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将总产出表征为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劳动）与“索洛余值”（Solow用“技术进步”来对其加以描述）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在数量上建立了关于产出增长率、要素投入增长率与技术进步增长率的核算方程，从而可以计算出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根据Solow（1957）的本意，“索洛余值”即为未被测度到的因素，其实正是广义上的全要素生产率；故Solow的模型巧妙地将增长核算方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速结合在一起。而后，Jorgenson和Griliches（1967）、Diewert（1976）等人对Solow的研究框架进行了一系列的完善和补充，并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和权威的增长核算体系，该体系被OECD（2001）充分吸收，以手册的形式对生产率测算的具体方法和细节进行了详细说明，借以规范OECD各成员国的生产率测算工作。
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通常被认为是不同经济体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故除了量化测算之外，学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工作还逐渐深入到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各因素层面。Kendric（1961）较早地从理论上系统剖析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具体包括以下六方面：（1）研究与发展支出；（2）教育培训等无形资本的支出；（3）资源配置；（4）技术创新的扩散程度；（5）由技术进步所决定的内部规模的经济性和外部规模的经济性；（6）人力资源的质量和自然资源的丰度。
Arrow（1962）则强调了物质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他认为新投资具有“干中学”和“知识溢出”两方面的效应，而这也正是全社会生产率提高的原因。Denision（1962）对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做了细致分析，并将统称为“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分解为知识进步、资源配置改善、规模经济、政策因素与其他不规则因素。Romer（1990）则指出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而技术进步是企业为了获得垄断利润进行的有意识的研发（R&D）活动的结果。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的时代已渐成历史，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紧迫要求，即通过技术进步、资源配置优化、规模经济和管理改进等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标志着国民经济发展有了新的理念和思路。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这也应该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各地方同样需要更加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来推动经济增长。至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包括营商环境改善、增加研发投入、强化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市场化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等等，这些也都是我们需要发力的地方。
